中牟县地处黄河南岸，全境是平原，她东邻开封，西依郑州，是全国唯一的两市夹一县。再加上郑汴一体化的推动，中牟的地区优势十分明显。不仅是现在，就是在古代历史上，中牟也是有着她独特的优势，有足够的资料证明，中牟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的古县。
关于中牟是什么时候建制为县的，似乎是早有定论，专家学者都认为是在西汉初年，距今已有多年的历史。《汉书?地理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县二十二，中牟，圃田在西。。。。。在《史记?高祖功候表》还提到：在刘邦还是一个平民时，遇到了麻烦，有一个叫单父圣的人给了他一匹马，刘邦做了皇帝后就把他封做中牟候，食邑二千三百户。这是很容易找到的明确把中牟称为县的直接有力的证据，大家也都是以此为依据把中牟建县的年代定为西汉初年的。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牟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是县了。参看《中牟古代的地形》就会发现，以中牟为中心的方圆二三百公里内分布着卫、鲁、宋、郑、许、晋、陈等多个国家，还有东周都城洛阳。其中以离郑国的都城新郑、许国都城许（许昌）、和魏国都城大梁（开封）为最近，能在半天之内到达，可以说是近在咫尺，其战略地位可略见一斑。尤其是中牟城扼守华夏腹地，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当时的中牟是兵家必争之地，屡易其主。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中牟建制为县提供了极佳的先天条件。在《汉书?地理志》中才有这样一句话：“赵献候自耿徙此（中牟）。”那么这时的中牟是不是县呢？可以肯定的说：是！说这话并不是空穴来风，是有根据的：
《吕氏春秋》记载：“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中牟无令,晋平公问赵武曰:‘中牟，晋国之股肱，邯郸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谁使而可？’”
《说苑?立节》：“佛肸用中牟之县畔。”
《吕氏春秋》是秦朝吕不韦主持编纂的，《韩非子》是秦时法家代表人韩非的作品。这两部书都是汉朝之前的作品。特别是《韩非子·五蠹》还有这样一句：“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这里我们就可以得知上面说的中牟令就是中牟县令。也就是说，在春秋时期，中牟已经是县了，而县令都是君王直接管辖和任命的，所以晋平公才会亲自为中牟选县令。
《汉书?百官公卿表》这样记载：“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而秦朝又沿用春秋战国时的制度。这里我们可以得知，战国时的中牟县面积也是很大的，所以中牟县的长官称为令。上面说了中牟侯单父圣封邑户，这户数已经不算小县了，还有一层，中牟县是拆分阳武县后设立的，并且又经历了战国的厮杀，人口减少很多。由此推测，战国时中牟县因境内有天下九泽之一的圃田泽，人口很多，并且地势险要，完全具备设立县的条件。至此，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中牟设县的过程：最早的中牟城是由齐桓公建筑的，是为了防备河北的狄族渡河南下侵略；后来齐国衰落，中牟城被郑国占据，然后升级为邑。再后来晋国强大东扩，中牟城又被晋国占据，再次升级为县。
那么中牟是何时建制为县呢？从上面的晋平公（？―公元前年）为中牟选令就是很直接的证据，这也说明当时中牟已经是县了。文中又提到晋平公曾经问过赵武（公元前年～前年），这也可以得知最少在公元前年，中牟已经是县了，因为这一年是赵武去世的年份，晋平公问赵武的事自然要在这之前。在晋国的东扩过程中晋悼公（前年－前年）多次讨伐郑国，并且还多次围困其都城新郑，自然也夺取了大片土地，所以中牟城也是在这个时期被晋国占领的。据我们推测大约在公元前年。因为中牟城地位重要，晋国也想长期据为己有。《春秋》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晋车千乘在中牟。”千乘兵车就是十万人，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中等诸侯国的兵力，可见晋国对中牟城有多么的重视，中牟升级为县也是形势需要。建县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年之前。
既然中牟早就是县了，为什么大家还是叫它中牟邑呢？回答这个问题还得说佛(Bì)肸(xī)。前面已经说了，晋平公（？―公元前年）时的中牟官员叫令，赵襄子（？―公元前年）时的中牟官员也叫叫令，而佛肸到中牟做官就成了邑宰。我们先来理顺一下这三个人的时间：晋平公最早，佛肸居中，赵襄子最晚。大家会发现，佛肸前面的叫县令，后面的也叫县令，只有他不叫县令，并且此时中牟还是处在晋国管辖下。这就不是中牟的问题了，是佛肸本身有问题。我们先来查查的身份，《史记》孔安国集解曰：“（佛肸）晋大夫赵简子之邑宰。”看来佛肸当是赵简子的家臣；杨伯峻《论语译注》说佛肸是范、中行的家臣。我们再来看一下《辞源》中对宰字的解释，见下图。
至此就明白了，佛肸是以家臣的身份做中牟县令的，他任职的地方被大家看做是他主人的私邑，所以他被称为邑宰，实际上他还是中牟县令，只是因身份不同对他的官职叫法不同而已。还有一点，佛肸在中牟邑闹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又被孔子编入《论语》，所以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