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三省交界之地是广袤的平原。大名县东半部的左右平方公里，以及山东省莘县、冠县、河南省清丰县与之毗邻之处，都是沙质土地。几十年之前，大名县东半部有很多起伏连绵、大大小小的土丘，有的高达数丈。现在，统统平整为田地，连土丘的影子也没有了。而在多年之前，历史上著名的沙麓山，就在这里巍峨矗立。
一、美丽而且神奇
关于沙麓山，大名县解放前的诸本县志均记载有名。它的主峰起自今大名县东北部，向东南绵延伸展。山上异树奇草、鲜花满山，十分美丽。《穆天子传》卷六，即东晋郭璞《周穆王盛姬死事》记载：周代，周穆王和其爱女叔?曾两次来到山上。第一次，周穆王的兴致很高，对沙麓山铭勒题辞，进行封敕。随之又在沙麓山附近猎得白鹿，得到美人盛姬。但不久盛姬患病、去世，周穆王隆重地厚葬、痛悼他的心爱之人，叔?参与主持了追悼仪式。第二次，叔?又随周穆王到沙麓山，刚来到居住下来，叔?就因思念盛姬而痛哭不已。由于叔?曾在沙麓山居住，还有传说叔?死后葬在沙麓山，所以建庙纪念她。此庙被当地人称为东土山奶奶庙，年年香火不断。这就是郦道元《水经注》卷五所记沙丘堰，现为石家寨村。在大名县城东25华里。
沙麓山不但高大巍峨，而且矗立于黄河东岸。西麓的黄河渡口，乃东西往来必经之处。不但行人越来越多，而且有人在沙麓山上聚集居住。古代称人们聚集为邑，沙麓邑出现在沙麓山上。春秋时期，齐桓公看重沙麓山，在沙麓邑修筑了城郭，名为五鹿城。与别的山岭不同，沙麓山不是石山而是土山，不断出现山体滑坡。而五鹿城外的一道高峰被森林覆盖，尚相当稳固。但是，公元前年农历八月，巨响震天动地，这道山峰突然崩塌，地面抖动塌陷，五鹿城陷进地下。大地张开大嘴，把沙麓山的几道山峰吞下大半，尚有千沟万壑没有填满。一日之间，高大秀丽的沙麓山变成了土丘杂乱、沟壑纵横的沙麓墟。从此以后，五鹿城便有了“袭邑”之称。袭邑者，陷于地下也。（见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一》——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第页）现在，大名县东部有前后现城两个村庄，当地“现”与“陷”同音，传说五鹿城原来就是这里。在石家寨村的东边，距离石家寨村近30华里。
沙麓山的崩塌，在春秋列国引起很大震动。《春秋公羊传》称其为“天下异事”。（《春秋公羊传》僖公十四年）晋国有人占卜说：“阴为阳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后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汉书.元后传》）预见年之后这里要有圣女出现。
据《汉书.元后传》载，汉武帝时，魏郡（今大名县一带）“群盗”起事，武帝令绣衣御史王贺（字翁儒）惩治“群盗”以及失职官吏。武帝本来要杀一万多人，王贺却一个未杀，“皆纵不诛”。王贺以玩忽职守罪被罢官，魏郡人却很感激他。有个姓建的老先生劝说王贺不要回老家东平陵（今济南历城），给他看了风水，让他定居在沙麓墟之上、魏郡元城县委粟里（今大名县东北部）。后来，王贺的儿子王禁有四女八男，次女名政君。政君年龄大了，说个婆家，没等嫁娶，男方就死去。许给东平王，东平王也死了。18岁的时候，送到皇宫作了“家人子”（未有职号之宫女）。此时，皇太子刘奭宠爱的司马良娣病死，死前对太子说，她命不该死，是诸娣妾良人把她咒死的。从此，太子恨透了他的诸娣妾良人，再也不理这些有职号的宫女了。皇太后只好让太子选家人子伺侯他，太子不太情愿地选了王政君。以前诸娣妾受幸多次都不怀孕，王政君受幸一夜就在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生下一子。汉宣帝高兴极了，为孙子起名曰骜，字太孙，常常把他带在身边。这就是后来的汉成帝。又过了三年，汉宣帝崩，皇太子刘奭继位为汉元帝，王政君作了皇后。元帝之后成帝继位，王政君为皇太后，兄王风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从此，王政君“群弟世权，更持国柄”。王家大兴，交替掌握国家大权，先后有“十侯五司马”。其中，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王政君有五个兄弟在同一天同时被封侯，被国人称为“五侯”。于是，王政君的故乡特别引人注目而被称为贵乡。
哀帝时，王政君就是太皇太后，但哀帝在位六年驾崩。王政君先让侄子王莽当上大司马，掌握了军事大权。哀帝无子，她和王莽做主，让年仅九岁的中山王刘衎继位，是为汉平帝。平帝不但年幼，而且当年患病，王政君俨然临朝主政。这一年为汉平帝元始元年，即公元元年，距离沙麓山崩恰好是年。
但是，王政君并没有当女皇帝的野心。此时，她的伪装谦恭的侄子王莽则野心猛烈膨胀，加快篡权步伐，施展手段让女儿作了汉平帝的孝平皇后。平帝仅仅作了5年皇帝，小小年龄就死了。王莽立两岁的婴为孺子，自己作了摄皇帝。公元9年，索性自称真皇帝，篡权建立新朝。
现在，大名县传说王政君的祖籍就是该县东北部的金滩镇北沙窝庙村，其位置在沙麓山北麓。然而，已经不能考证委粟里到底是大名县的哪个村。但不论是这里的哪一块土地，能繁衍出一个皇帝、两个皇后还有十侯五司马，此地确实堪称贵乡。应沙麓山之崩塌，在六百多年之后，生出一个“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载”，并且临朝称制、主持朝政的圣女，不能不使人惊叹沙麓山的神奇！
二、保障殷商发祥
无怪乎沙麓山有如此神奇的色彩，它所处之地理位置实在极为重要。当时，今河北省中南部，西是太行山，东临大海，形成南北走廊。而沙麓山竦立于太行山之东，使今邯郸市东部恰如这个走廊南端的门户和咽喉。这道大门往北，主要是北方部落民族活动的区域。由此往南，就是上古五帝活动的中心区域——中原。上古五帝，黄帝之后，颛顼的首都在今河南省濮阳市。颛顼之后是帝喾，也把濮阳作为首都。濮阳尽管距离邯郸市区只有公里，距今大名县城仅75公里，但由于沙麓山和太行山的扼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北方民族在今河北省中南部的活动。
多年前，商王朝的兴起正是得益于河北的地理形势，利用了这里的自然资源。《诗?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商颂?长发》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帝喾时期，北方有一有娀氏部落，其首领是简狄。帝喾为了团结有娀氏，纳简狄为次妃。简狄在野外洗澡，看到玄鸟（燕子）坠下一卵，感到奇怪，把它吞下。简狄吃玄鸟之卵而怀孕生子，这个孩子就是契。契长大之后居住在蕃（平山蒲吾村，现在黄壁庄水库之中），附近的人都知道他聪明能干。大禹治水之时，把契请了出来。契不畏艰险，不辞劳苦，勘察地形，考察水势，帮助禹出谋划策，为禹尽股肱之力。大禹治水“行自冀州始”，到过邯郸一带。相传公元前年“至于衡漳”，即成安县漳河店（清康熙《成安县志》）。契当然随禹一同前往。大禹治水成功之后，舜加封禹。同时，因契帮助大禹有功，便对契赐姓子，并把他封在商。
商在哪里？实际上就在今邯郸市东部。那时，漳河从太行山和沙麓山对峙的夹谷中自南向北流过。据成安县水利志有关资料，漳河在今成安县漳河店之西转而东流,在漳河店之东旋而向北。古代视东西流向为横流，便把漳河店一带称为衡（横）漳。古代，“商”字通“章”（见《康熙字典》、《古代汉语词典》）。《筍子。王制》中“修宪命，审诗商”，这个商字就是章字之义。起初，有的地名本于水名，有的水名本于地名，今邯郸东南部与漳（滳）河结缘，便称为商地。对于商的地望，北京大学教授孙淼在年出版的《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年12月第一版）中作了透彻的考察分析。他认为，商是滳的同音字，商在滳水流域。他从滳水的流向等特点出发，断定滳水就是漳水。甲骨文中有“滳水”而无“漳水”，现在有“漳水”而无“滳水”。滳水之名废，漳水之名兴，“滳”字被“漳”字代替了。今天的漳河，古名就是滳水。既然商地之名本于漳河，则商在漳河岸边。孙先生说：“无论从天文学、考古学和文献记载几方面进行考查，情况都是一致的，所以把商的起源地定在漳水流域，还是比较合适的。”（《夏商史稿》页）
商地的中心在何处？因无史证，不能枉下结论。疑是“衡漳”，即今漳河店一带。
商地乃经济发展之宝地。太行山东麓的物质不断被冲积下来，所以土质肥沃。加之水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十分有利于发展农业畜牧业。大禹治水之时，这一带“其土白壤。赋上上错，田中中。”（《史记》）意思是：土质很好，但开发得还不太好。大禹治水之后，减少了水患，漳河两岸更成为聚宝生财之地。子契的子孙后代得到这块宝地，其经济实力便逐渐壮大起来。
而且，商地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对于商字的本义，《说文解字》解释为“从外知内也”。无论是中原觊觎幽燕，还是北方部族窥测中原，这一带都是“从外知内”之地。沙麓山巍然屹立于商地之东，可以扼制咽喉、控制走廊，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对历史发展必然产生重大影响。
“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荀子?成相篇》）子契之后，其子昭明开始居往在今石家庄市元氏一带，后来搬到商地，便把今河北省南部连成一片，悉心经营，图谋发展，眼光看得越来越远。从外而知内，逐渐产生入主中原之志。
昭明之后，依次是相土、昌若、曹圉（yu，语）、冥、振、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天乙。天乙即是成汤，从契到成汤共十四代。这时，商族的经济实力逐渐超过夏，成汤则成为出类拔萃之才。他居往在亳，亳在今魏县南部之内黄县、浚县一带（今属安阳市，距濮阳市较近）。成汤善于用人，启用有莘（在今山东省莘县）伊尹。伊尹是一位文韬武略的大政治家，约在公元前17世纪，协助成汤打败夏而建立商朝，成汤即商汤王。商朝统治中原之后，数次迁都，最后迁至安阳（殷）。在整个商代，今石家庄、邢台、邯郸沿太行山麓一带是商朝的贵族居住区，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当然，对此尚未进行全面发掘。仅从石家庄台西殷商贵族遗址初出发掘看，已经有数个天下第一。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先商的生活区域究竟在哪里，在秦之前的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契“封于商”，也未说明商在何地。到了东汉，郑玄说“契本封商，国在太华之阳”。太华之阳指今陕西省商县一带。这个说法，长时期得到广泛认可。20世纪70年代未，对商县一带的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考古，证明陕西地区的古文化和商文化根本不是一个系统。于是商族起源陕西说被否定了。商族的起源地还有“东北说”，说在辽水流域。对其文化遗址进行鉴定，证明并非商文化遗址，“东北说”也被否定。有人以为商就是今河南省商丘市。实际上，在西周之前，直至西周初年，商丘市一带从来不称商，史籍上都称其为“宋”。西周初年，把微子启封在宋地，今商丘市才成为殷商一支的活动中心。早在东汉时期，贾逵就反对商在今商丘市的观点，说：“商丘在漳南”（《史记?郑世家》集解引）。但贾逵并未具体指出商到底在何处。
到了现代，史学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先商生活在太行山的东麓。年，丁山提出“契居蕃”之蕃就是平山县的蒲吾村。郭沫若则考证，昭明所居之“砥石”在汦水流域，即今石家庄市元氏县境内。
除了孙淼先生精辟的阐述，更有力的证明，是最近在石家庄、邢台、邯郸一带越来越多地发现了一些古文化遗址都属于商文化。看来，商族起源于太行山东麓、今河北南部，是可信的。研究分析一下沙麓山崩塌之前的地理形势，对于商族兴于河北就更容易理解了。
三、影响河北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特点
殷商的发祥已经有力地说明，沙麓山的存在，为北方民族造就了生存和发展的有利条件。
周灭商后，对诸侯进行分封，实行诸侯封建制。周武王考虑到商的残余势力仍很强大，便对其实行怀柔政策。把商朝原来的土地分封为邶、鄘、卫三个方国，命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对这三个国进行监视，这三叔称为“三监”。把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封在了邶国，邶国就在现在石家庄市太平河（古称斯洨水）以北区域和保定市南部部分区域。把商的势力封在自己的力量不易控制之地，无异于放虎归山，应该说是是很大的失误。
果然，武庚看到这一带极为有利，要作为与周抗衡的复辟之地。恰好，周朝的统治尚未完全稳定，周武王就死了。太子诵即位，这就是周成王。成王年幼，由周公旦（周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摄政。武庚一看有机可乘，不但把商朝原来的东方属国联合起来，并且联合了管、蔡、霍三叔，起兵反周。他们首先发动舆论攻势，管、蔡、霍三叔散布谣言，说周公包藏祸心，要谋害成王，准备篡权。“周公恐惧流言日”，成王和大臣召公奭等人怀疑周公，周朝廷一片混乱。周公受到内外夹攻，处境十分困难。但他忍辱负重，首先找到召公奭进行了极为耐心的解释。幸亏召公奭是顾全大局之人，消除了对周公的疑忌，帮助周公说服了成王和大臣们，粉碎了三叔的阴谋，终于使周朝内部稳定了下来。接着，周公亲自带兵进行东征，讨伐武庚。周公东征和周武王推翻商朝的战争一样，都是殷商奴隶倒戈起义帮了大忙，但作战之艰苦大大超出武王伐纣。经过三年苦战，平定了东方十七国叛乱，诛杀了武庚、管叔，蔡叔、霍叔也被废黜流放。周公的东征彻底打败了商的残余势力，奠定了周朝对东方的统治基础，历史上称赞是第二次灭商。
周公这次灭商，把殷商奴隶主们称为献（鬲）人、当作顽民，迁移到洛阳，加以严格管制，改造庶人。殷商原来的奴隶们流散于太行山麓，他们再也没有力量闹独立了。
周成王吸取武王教训，开始重视北方的防范，把周公的庶子封在今邢台一带，建立了邢国。但是，由于太行山和沙麓山的扼制，原邶国之地仍是周朝廷难以控制的飞地。在周朝，对遵守周礼的地区称为夏，对遵守周礼的人们和民族称为华，对不遵守周礼的人们和民族称为蛮、夷、戎、狄。当时的少数民族，实际上是不接受华夏文化的四方氏族。被称为蛮的在南方，夷在东方，西方的称戎，北方的称狄。由于沙麓山的存在，决定了当时的民族活动格局。太行山和沙麓山锁定南北走廊之咽喉，保障了狄族在原邶国之地纵横驰骋。
白狄族鲜虞发祥于今山西省五台山地区，后来，鲜虞越过太行山来到石家庄一带。这时，邶国已经灭亡，正好让他们乘虚而入。于是，以新市（今正定县新城铺）为中心，建立了鲜虞国。并在藁城西部建立了肥国，在晋州一带建立了鼓国，三个部落国还建立了城邦联盟。很快，以斯洨水（今太平河，也称洨河）为前线，以鲜虞为首的部落联盟与周朝的诸侯国南北对垒，征战不断。
周成王之后依次是康王、昭王。昭王时期，邢国同鲜虞的战事越来越多，邢侯令其叔父（名谏）率兵抵御鲜虞。接下来，邢侯又给谏立了一个軧国，范围在汦河（今槐河）流域，即今元氏县一带，北边的边界到太平河。不久，谏让贤，把軧国之君的位置让给他的幼弟攸。让位之时，谏对攸分析了面对鲜虞的严峻形势，告诫攸谨慎从事。这些事史无记载，都是由元氏县西张村墓青铜器铭文揭示的。在元氏县西张村村东发现的西周軧国文化遗存，是一处弥足珍贵的西周遗址。该遗址东临汦水（今槐河），东西长米，南北宽米，面积10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一般厚2米。年、年分别发现了两个墓穴，其中的青铜器铭文说明了周初所封的軧国及其地理位置，填补了文献空白，对西周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同时，关于邢侯之国始封的地理位置，古书说法相异，一说在今河北省邢台，一说在今河南省温县东，还有的说在巩洛之南。西张村西周墓所出土的铜器铭文有力地证明了邢国初封地就在今河北省邢台，澄清了历史上的一桩悬而未决的疑案。年该遗址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年12月版严兰绅主编《河北通史。先秦卷》第二章第四节）
公元前年西周灭亡之后，东周初立，王室日微，鲜虞乘机南下灭掉軧国。接着，征伐邢国、卫国，把邢国的国都（今河北省邢台市）和卫国的国都（今河南省卫辉市）也攻了下来。齐桓公听从管仲建议，出兵救援邢、卫两国。并且将邢国迁到夷仪（今山东省聊城市），将卫国迁到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东）。
此时，中原华夏对“北狄”不敢轻视，也越来越认清沙麓山战略位置之重要。齐桓公“筑五鹿、中牟、邺盖与杜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管子小匡第二十》）在沙麓山上修筑五鹿城，其战略构想，既是为了对付北狄，也是为了控制中原。在他制服宋国郑国、讨伐山戎以救燕、存邢救卫等重大军事斗争中，五鹿城都发挥了其战略作用。
追根溯源，当我们注意到两三千年之前河北的自然地理状况，就可以看出：由于太行山和沙麓山的对峙和扼制，限制了中原对北方的进攻，因而利于北方民族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今河北一带；今河北省南部便成为决定南北征战胜负的战略要地，双方不能不在这里拼死争夺。由于沙麓山存在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河北的历史文化中，战争总是浓墨重彩。
河北的历史文化有许多重要特点，由民族活动格局所决定，最突出的特点，其一是河北历史上战争多。中原和北方在这里长期地征战、对抗、融合、交往。无论是北取幽燕，还是南占中原，河北都是战略要地。加上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达，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其二是河北便于接受、融合中原和北方民族的先进思想文化，世世代代人才辈出。夏商周奴隶制社会，在黄河流域首先创造了先进的华夏文化。今河北一带距离中原较近，利于华夏思想文化很快传来。汉族和北方民族南征北战，各少数民族把他们的思想文化带到这里，与华夏文化碰撞融合，取长补短，互相渗透，所以思想文化十分生动活跃。各民族互相斗争、互相融合的极为丰富生动的政治军事斗争实践和生产生活，加上各有千秋的思想文化，使河北历史上产生出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物。帝王将相、文学家、史学家、数学家、学问家，更有无数的能工巧匠，如闪闪群星，丰富了河北历史文化的生动篇章。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
当然，沙麓山崩塌之后，河北一带继续生动地书写了丰富的战争篇章，这显然不能说沙麓山仍然是决定因素。但是，沙麓山存在之时所奠定的相当重要的基础，对后世的影响，则是不应抹杀的。
四、沙墟仍为东西枢纽
沙麓山崩塌之后，再无昔日的巍峨险峻，控扼南北的威势大减。但是，沙墟之上土丘起伏，沟深林密，而且，西边就是黄河渡口，仍然是控制东西之枢扭。《春秋公羊传。僖公十四年》：“沙麓者何？河上之邑也。”这说明，僖公十四年（公元前年）沙麓山崩塌之前，黄河从它山脚下流过。到北魏郦道元写《水经注》时，黄河“东北迳元城县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水经注》卷五）。郦道元所说黄河故道在今卫运河之东，在大名县境内几乎与卫运河平行，最近距离不足米，遗迹仍依稀可见。可以说，在郦道元之前，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黄河基本都是从沙麓山（沙麓墟）西麓流过的。可以想象。黄河滚滚北流，使这里成为东西要冲。无怪乎史籍多次记载，从卫国等中原之地去齐国，都是经沙麓山到莘野（今山东省莘县），然后向东。沙麓山崩塌之后，西边的黄河大渡口是仍然存在的，沙麓墟依然是东西必经之路。所以，很快就在原五鹿城的西边，选新址重新建起了五鹿城。南面和东南面又出现了沙（琐）、马陵等城邑。关于新五鹿城（郦道元所说元城县故城）的位置，当地人传为今大名县张集乡固城村，东距前后现城村（原五鹿城遗址）15华里。按照《水经注》所说与沙丘堰的对应位置，是可信的。
沙麓山崩塌时，晋国最善于占卜的掌卜大夫郭偃把当时并不属于他们的沙麓山与他们国家联系起来，预见晋国很快就要出大问题，几乎会亡国。（见《春秋左传。僖公十四年》）果然，晋献公废长立幼，欲立宠妾之子奚齐为嗣，加害于公子重耳。重耳带赵衰、狐偃、先轸、魏犨等人出逃。在北狄居住12年后，经卫国去齐国。卫国不予接待，他们忍饥挨饿路过五鹿。沙麓墟上，有几个农夫在田野劳动。他们向农夫乞食，农夫把土盛在罐子里让他们吃。重耳发怒，狐偃、赵衰却说：“这是吉利事，给咱们土，就是要有国土田地。”重耳转怒为喜，他们给农夫叩拜行礼，表示感谢（《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他们这样做，是不足为奇的。此时，他们已经在五鹿城的西边渡过黄河，实地考察了沙麓墟为东西要冲，看出了五鹿城乃战略要地。重耳被立为晋国国君之后，与楚国进行城濮大战之前，于公元前年首先夺取了五鹿（《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卫国同样珍视这块宝地，后来又收了回来。公元前年，卫献公被孙林父、宁喜驱逐，其叔叔被立为卫殇公。卫献公带着妻子儿女逃到齐国避难。12年后，孙林父、宁喜在卫殇公面前争宠而闹起矛盾，孙林父跑到晋国请求护送卫献公回国复辟。齐景公听到这一消息，为抢抓外交的主动权，便和卫献公一起去晋国请求支持。晋平公讨伐卫国，逮捕了卫殇公和宁喜，送卫献公回国。看到卫献公就要归国了，“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崔子，即齐国弑君专权的右相崔杼。他扣留卫献公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要求卫国用五鹿城交换。最后，五鹿城未被齐国捞到却被晋国争了过去。这件事足以证明，五鹿城在列国眼里举足轻重，极为重要。
春秋末年，齐国、卫国开始联合对付晋国。由于五鹿城在晋国手中，两国国君不能在五鹿会见，只好在五鹿附近选卫国之邑。公元前年，“齐侯、卫侯盟于沙”(《左传》。“沙”在五鹿城之南，由于处沙麓墟上，被称为“沙城”、“琐城”，当在今大名县城之东南沙窝庙村)。
这时，晋国六家权臣矛盾加剧，晋定公和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为一方，对付范氏、荀氏。公元前年，赵简子杀邯郸大夫赵午，赵午之子赵稷凭借邯郸城背叛赵简子。晋定公派籍秦领兵平叛，包围邯郸。齐侯、卫侯为解救赵稷，于公元前年夏四月包围晋国的军事重地五鹿。公元前年赵简子攻克邯郸后，齐、卫再一次“围五鹿”，策应荀寅、范吉射与鲜虞联合占据柏人（今河北省隆尧县西）。
到了战国，战争连续不断，沙麓墟的战略地位仍然相当重要。公元前年，魏文侯得到这块宝地。魏武侯在位期间（公元前——公元前年），封其子公子元食邑于此，五鹿城更名为元城。到了魏惠王，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就发生在这一带。
公元前年，韩魏长期交战，双方均已面临弹尽粮绝的局势。齐威王决定以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军师，起兵攻魏救韩。魏惠王令庞涓和太子申一起，率领十万大军迎战。孙膑避其锋芒，转向魏国军事重地大梁进军。庞涓听到这个消息后，火速赶到大梁。此时，齐军已进入魏国境内，“现已过而西矣”。庞涓率军加速追赶齐军。孙膑设“增兵减灶”之计，庞涓以为齐军的士兵人心不齐，士卒逃跑，齐军人数第三天就由十万左右减为三万左右。他心中大喜，舍弃一部分军队，亲自率领精锐之师披星戴月，兼程追击，一直追到马陵道。马陵道沟深林密，孙膑在此早已设伏兵。魏军猝不及防，人慌马乱，顿时被齐军击散。庞涓拔剑自刎。齐军将魏军彻底打垮，并俘虏魏太子申。
关于马陵的地望，晋代杜预在《春秋左传》注疏中明确注为：“马陵，卫地，阳平元城县东南有地名马陵。”（卷二十六成公七年）元城县即今大名县，现有东马陵、西马陵、郭马陵等六个马陵村，隋代曾在此设马陵县。可见隋之前对马陵地望的争议是不多的。从《史记》记载马陵之战的情况，“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齐军在大梁（今开封市）之西的运动路线，不可能回头奔大梁正东方向，那样很容易碰上魏军；也不可能向南再向东，那样越走距离齐国越远，太危险。这说明，马陵之战的方位不可能在开封之东或者在开封东南。齐军的路线只有首先向西，然后向北，最后向东。由于自春秋时起，从中原到齐国都要过沙麓山一带，再往东就是齐国，齐军最有可能在沙麓墟利用特殊地形打埋伏。在此设伏，第一是西有黄河大渡口，便于齐军顺利通过；第二是魏军追过来就是背水作战，对其极为不利；第三，这里虽属魏国，但是魏国控制薄弱的边远之地，毗邻齐国边境，反倒容易东与齐国呼应。这些，都会是影响孙膑决策的重要因素。
由于沙麓墟逐渐被填为平地，后来人看不到山陵也看不到深沟，难免产生怀疑。《东周列国志》的作者好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生动描绘马陵之战时，写明了沙麓山。也正是与此同时，孙庞斗智的故事被写进小说，搬上戏曲舞台，孙膑成为冀鲁豫三省家喻户晓、人人喜爱的人物，被附会的其“活动遗址”所在多有。传说之中，大名县东南部的几十个村几乎都和马陵之战相关。关于马陵的来历、孙膑在这一带的故事，其传说极为生动丰富，足可记录整理成书。但是仅仅可以参考，不能作为考证的依据。
笔者以为，马陵的地望应在今大名县，在现在六个马陵村这一带。马陵道是一条道路，应与马陵有关，或者起自马陵，或者经过马陵。至于长度是多少，十几里、几十里，还是上百里，现在已经不能考证。但是，马陵道应是沙麓山崩塌形成的地貌，马陵之战的战场应在沙麓山东南麓及其附近，应与今大名县马陵一带相关连。
五、传嬗历史名城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沙麓墟和五鹿城的军事战略意义逐渐消失，但其文化影响还十分明显。
据民国二十三年《大名县志》卷一《大名县三区历代沿革表》：西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年），以元城为县治，设元城县，县域相当于今全部大名县。南北朝时期，前燕慕容暐（公元——在位）为宣扬这里曾是王莽的祖籍，改元城县为贵乡县，并且一度设贵乡郡。
这时，形势越来越需要这一带更充分地发挥连接南北之作用，并要求中心城池西移至更为便利之处。于是，北魏时首先在元城县的西半部分出贵乡县，治所在赵城（今大名县东北部，当在今红庙乡赵桥村的北边，现为漳河行洪河道）。由于赵城低洼潮湿，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七年（公元年），贵乡县治由赵城迁到孔思集寺（今大名县大街乡大街村一带）。北周静帝宇文阐大象二年（公元年），在此设魏州。从此，魏州取代五鹿城，开始发挥连接东西、特别是控扼南北的重要作用。唐玄宗开元年间，元城县治从元城移到魏州城内，宣告了沙麓山历史作用的彻底完成。
魏州一出现就赶上好运，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年）开凿的卫运河从此经过。卫运河成为南北交通命脉，魏州作为南北交通命脉上的枢纽，其连接南北的作用突飞猛进地增长。由于契丹等北方民族企图南侵，这里成为军事重地。公元年，唐朝在魏州设置大都督府。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公元、年），契丹占领冀州，河北一片恐慌，武则天令狄仁杰出任魏州刺史。前刺史独孤思庄害怕契丹，把百姓都赶到城内，准备守城。狄仁杰一到，把老百姓全部放回去种地。他说：“贼犹在远，何必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必不关百姓也。”契丹一听狄仁杰来到魏州，吓得撤往北去。老百姓无不歌颂狄公，并立碑记载他的功德（《旧唐书。列传》第三十九《狄仁杰》）。公元年，唐肃宗在魏州设置魏博节度，管辖魏、博、贝、卫、澶、相六州，几乎相当于今冀南、豫北、鲁西北地区。唐代，魏州已经极为繁华，李白赋诗赞颂：“魏都接燕赵，美女夸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魏郡别苏明府因北游》。由于卫运河的上游在淇县，即今卫辉市，所以李白把卫运河称为淇水）
唐朝后期地方权重、武将跋扈、纪纲不立。公元年，魏博节度使田悦背叛唐朝廷而称魏王，把魏州改称大名府。“大名”这个词来源于公元前年的晋国，晋献公率领着他的太了申生和赵夙、毕万两名官员兴兵灭掉了他们国境西南方的三个小国，其中有个小魏国（在今山西省芮城北）。胜利后，献公把魏国这块地方赐于毕万。对此，卜偃作了占卜，结语说。“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此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春秋左传。闵公元年》）田悦僭称大名，是要“天赐其福，兴旺强大”。还有一个乐彦祯，为魏博节度使时，更是骄满不轨，驱使老百姓修筑魏州外城，周长达80华里。（《旧唐书。列传》第一三一《史宪诚等》）由于大名这个名字和田悦的图谋不轨有关联，所以后来60多年间又几经易名。自五代后汉时期（公元年），大名府的称谓得以确定。从那时起，直到明朝初年，大名城一直是州、府、路所在地。
而且，大名府数次做过京都、陪都。五代后唐李存勖在此筑坛登基，定都洛阳后称此为东京兴唐府；后晋称邺都广晋府；后汉称邺都大名府。北宋仁宗时，为表示抗击契丹南侵之决心，在此建陪都，称北京大名府。金国曾扶持刘豫在此建傀儡政权，称齐国，都大名。无论是作为连接东西南北经济、文化的大都市，还是作为控扼南北的军事重镇，大名府都把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不幸的是，明朝洪武三十一年（公元年）漳河、卫河泛滥，大名府城被埋入地下。随后选址艾家口，又建起新的大名府城（今大名县城）。
明末清初，新的大名府城又充分发挥了连接东西、控扼南北之作用。明末大名知府卢象升坚决抗清，英勇战死，乃重创清军的重要将领。清朝初年，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人民抗清斗争仍然接连不断。比如，原李自成起义军将领王鼎铉占领今河南省内黄县，联合苏自兴的抗清队伍，与山东的抗清斗争相呼应，给清朝很大的威胁。河间县人民举行起义，攻克县城，处死官吏。李化鲸率领的起义军联合河南起义军矛头指向大名，首先攻下曹州、定陶等县。清朝廷看到大名府的战略地位至关紧要，顺治五年（），设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驻大名。顺治六年八月，调用浙江、福建总督张存仁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使，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巡抚保定诸府，提督紫金诸关，兼领海防”(《清史稿》卷二三七张存仁传)。张存仁的职权相当于甚至超过了三省总督兼巡抚。大名起到了三省省会的作用。
《清史稿》卷一一六《职官志三》载：“顺治五年，置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驻大名。十五年，改为直隶巡抚。十七年，徙真定。”这是“直隶巡抚”的第一次出现，实际上就是直隶省第一任省长。顺治十五年（）为直隶建省之始，大名为直隶省第一个省会。
近代，京汉铁路通过邯郸，取代了卫运河的航运作用，大名连接东西、控扼南北的地位被邯郸所代替。大名无有了历史上的繁华，但它仍彪炳史册。沙麓山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我们同样不能忘记它对历史的重要影响。
(转自聊城文化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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