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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是扬州城市之魂
梁焕平周正亮
（全文共个字）
扬州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是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扬州二千多年文化史，儒释道并举，但儒家始终是主干，扬州城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发展史，扬州城灿烂的文化形态是儒文化的结晶。儒家告诉人们要担得起，道家告诉人们要想得开，佛家告诉人们要放得下。孟子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可以说儒家塑造了扬州人的基本性格，让扬州在宋元变革和明清易代之时，实现了扬州城成为英雄城的伟大壮举。
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汉代在扬州为相的思想家董仲舒和政治家刘彻等经过认真对比各家学说得失后作出的最佳选择。对于儒家学说，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早有精辟分析：“《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而儒家所提倡的“六艺”，即礼、乐、书、数、射、御又强调一个人在受教育时要全面发展。特别是《大学》，提出了明确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治国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奋斗目标。儒家这些“入世”的理念核心，是一种积极意义的功利主义，它鼓励人们学会文武艺，报效于国家。
正因为儒家学说符合人性的追求，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理所当然地为人们所接受，成为指导人们的行动纲领，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并创造出灿烂的二千年扬州文明，乃至中华文明。
一、儒文化在扬州城源远流长
1、孔子与弟子游干国的传说
历史上的干国，也即是邗国，是偏于东南的周代一个小诸侯国，吴王夫差灭掉干国后，在干国原城址上，修建了一个新邗城，并遂渐富庶起来，名闻一方。
孔子喜欢周游列国，行到江淮一带，了解到邗国的富裕程度高，但文化和文明比较浅薄，邗国人民属于草野之人。他到邗城脚下，又想进城，又不想进城，在他犹豫之时，他乘坐的木辇突然坏了，无奈就地休息，他拿了一些钱吩咐子路进城买配件，说“买膏粱不买高梁，买乌鱼不买黑鱼，买公鸡不买雄鸡，剩下的钱再买些东西。”子路听了不知所措，叫买的东西又不让买，剩下的钱再买东西，但又不知买什么，不好多问，只好硬着头皮进邗城了。
子路在街道边走边想，一会来到摊前，一位年轻女子见到子路魂不守舍，便主动询问，子路便把事由一一道出，话刚落下，姑娘便笑着说：“你家老师原在北方，多吃高粱。现在来到南国，他想换口味，叫你买膏粱，就是肥肉与细粮；乌鱼与黑鱼，虽是同物，实有区别：半斤以内的为乌鱼，民间称之为乌鱼管子，因未孕，肉极香嫰；公鸡与雄鸡亦有区别：不满一斤的，因尚未打鸣，称之为公鸡，是大补物；剩下的钱买东西，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夫子木辇坏了，你就买些材料和铁钉回去修一下，就行了。”一席话，说得子路恍然大悟，他谢过姑娘，去办老师所托之事。
回到城外，孔子见子路所办之事，无半点差错，便追问其因，子路一五一十告之。孔子听到大为惊讶，由此对邗国另眼相看，当即修好乘辇，收拾行装，迫不及待进邗国游城了。
传说自然不能当真，但透过传说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学对扬州的影响之早是确定无疑的。
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儒、法、墨、名诸家学说纷纷登场，展开了一场持久的百家争鸣。秦始皇灭六国，实现了中国疆域的大统一，然后秦始皇便是着手文化的大统一，如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然而由于秦朝存在时间的短暂，文化的大统一并未完成。到了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给中国的文化大统一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也给扬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前提。
2、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有史可证者，当是董仲舒为江都相期间，在扬州传播儒学作出了巨大贡献。董仲舒（前—前），西汉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儒学今文经学大师。于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董仲舒在30岁时，开始招收了大批学生，精心讲授。他曾走出家门，设坛教授，课讲得十分精彩，弟子很多，弟子再教弟子，一些再传弟子甚至只是听说过他的大名，但没见过他的面。他一门心思教学和研究，甚至三年都没回家看一下。他的行为举止，都遵循礼节，很多读书人都尊他为师。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董仲舒任江都（今扬州）易王刘非国相10年。他治理江都国，主要是以《公羊》为指导，通过推究“自然灾异”、“阴阳运行错误”的原因，然后在求雨时能关闭阳气，释放阴气，使天下雨；止雨时，能关闭阴气，释放阳气，使雨停止。在江都国，他这样做，从来都没出现差错。
元朔四年（前），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元光元年（前），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将儒家思想结合社会需要，并融合各家思想，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时的贡献。代表作品有《天人三策》《士不遇赋》《春秋繁露》等。
董子祠位于扬州明清古城北柳巷小学内，是扬州人为纪念汉代大儒董仲舒而建的祠堂。董子祠始建于明代弘治年间，清光绪七年（）重修。现存大殿是我市为数不多的明代建筑，为典型明代风格，进深九檩，前有卷棚，楠木柁梁，体量宏大，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董子祠现为市级文保单位。因年久失修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董子祠严重损害。在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保持建筑原有形制、特征和风貌，揭顶不落架，修旧如旧”的主体方案，于年10月10日按时、保质、安全无事故地完成了大殿主体的修缮工作。董子祠的修缮工作完成后，最终确定依托董子祠，恢复“正谊书院”。“正谊”即正谊明道，是董仲舒在汉代扬州担任江都相时提出的道德准则，要求人们不要见利忘义，求功忘德，做事要以义和道为先，切不可违义背道而有损于德。恢复“正谊书院”的宗旨在于致力中华文化的弘扬，深度开发董仲舒“正谊明道”文化底蕴，传承儒家传统思想，形成扬州国学教育基地。
二、儒文化缔造了扬城的文明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先引用了老子一段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安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他认为，如果按老子的这一套去做，百姓闭目塞听，改变近世风气，几乎无法行得通。于是，他又引用了《周书》里的一段话：“农不出则乏其实，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司马迁对此评论道：“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他肯定了经营工农商虞富国富民的重要性。正因如此，扬州人也遵照《周书》之言，人各执其业，为发展当地经济作出了贡献。汉代，扬州的盐业和冶铁业就有了长足的发展，朝廷并在扬城设置了盐官。到唐宋明清时期，扬州的盐业更有大规模发展，成为国家重要财赋区域。与此同时，东边以东关古渡为主的大运河航运业也发展迅速，成为运输枢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其航运之兴隆繁盛，位居全国首位。与此同时大批晋商和徽商移居扬州业盐，使扬州的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
1、亦商亦儒的梁氏盐商家族
梁氏业盐事业是由三原梁氏家族五世至八世四代人所经营开创的，主要在明成化至万历这一百年间。这期间，三原梁氏盐商家族为当地以及扬州等地的文化建设作出了很多贡献。
据《三原梁氏家乘》：三原梁氏一世祖梁福，二世祖梁惟让，三世祖梁瓒，四世祖梁志廷。五世梁汉，字野庵，生而敦敏愽大，幼涉乡塾读书，知大义。梁汉配马氏生三子：梁一山、梁一仓、梁一贯。梁汉是梁氏业盐事业的开启人。其长子梁一山，字国镇，别号仁庄，系三原龙桥镇人，年少时就勤奋谨慎，做事沉稳，梁汉便把盐业交与梁一山经营。梁一山在外经营梁家业盐事业让梁汉十分满意。另据温纯《明寿官仁庄梁公配王氏继李氏墓志铭》：“野庵公命之（仁庄公）贾，公遂贾，贾罢归，命之农。贾大都以勤胜，而又善择人，人有治生才，即与之千金不勒，其人服公，亦不敢怀二心。以是三十年之间，自输粟甘凉，以至守支两淮，所致赀里中人莫能右。”梁一山说：“吾以利寄迹千万里外，令吾父以家计溷扰万一，伤神易老，如子何？吾其归！吾其归！”梁一山在父亲年老时，谢贾归家，替父治农，“公既以家事任诸巳，于是城内外设耕读二园，建屋数十间，置水陆田百余亩，延师教孙，督僮仆力农作，竟日不休。巳而农又精缮，虽乡里老农，亦自引以为不及，云公即业农賈，然器度恢廊。人有负公者，亦置之不色怒。耀州人古姓者，贷公银若干两，及卒，其子以产付公。公以其父友善故，不忍受；即受为租佃者夺，又不与校。所谓富好行其德者。非邪？邑侯穆公闻其贤，以乡饮三宾礼之。年七十，又以例受冠带为寿官。”于是乡里人皆称“梁耆寿”。温纯总结说：“农贾者流以勤与择人故，遂致富冠里中。”
梁汉次子梁一仓，曾随父亲“举盐筴河东，倦逰思归，公遂往代服贾事。居数年还三原。三原当宾旅孔道，公入侍亲色养，出与四方宾客讲经营，貲日大起。乃以父命傾貲结客，逰淮扬两淛间。公重信义，得客力，遂以貲雄里中。”梁一仓的“得客力”，同长兄梁一山的“善择人”一样，都表明梁家经营盐业采取的是当时通行的合伙经营方式。梁家在用人上颇具眼光，又重信义，所以能在众多生意人中脱颖而出。“嘉靖辛卯（），关中饥，公输粟有司备赈，又设糜粥食饿人，全活甚众。丙午虜南牧有司，议城邑之北关，公首倡义捐数千金，画地分筑城，乃立就。守臣旌公尚义，赐爵一级。清河桥圮，里人告病涉，公拓旧制建輿梁，一方永利焉。公诸所施予利济类如此。公性笃孝友，野菴尝病疫阽危，公扶侍牀褥，废食寝者累月。宵则露祷，愿以身代，疫竟瘳，人归孝感云。”
从梁一山和梁一仓兄弟的做法可以看出，三原梁氏盐商对当地文化建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梁一山有子二人：长即梁选楩，娶吴氏，继李氏。次子梁选櫲，散官，娶李氏。女子三人：一适马鎰，一适李鸣凤，一适王端毅公玄孙庠生王绍，俱王出。王端毅公，即王恕，也是三原人，明英宗进士，历仕英宗、代宗、宪宗、孝宗、武宗五朝，史称“始弘治二十年间，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为极盛者，恕力也。”与其子王承裕并为“三原学派”的代表人物。梁一山小女嫁与王恕的玄孙，后来梁一山之孙、选櫲次子梁文烨又娶王恕五世孙女为妻，寓籍扬州。
梁一山年老之后，梁选櫲因其长兄梁选楩志在儒学，便自动请缨替父经商。据李维桢《征士郎梁公配李儒人墓志铭》记载，梁选櫲“居广陵，言利事，析秋毫而善任人，资相其质，足以比成，事立而授之，无不贾三倍，遂以赀雄广陵。”
到了七世梁选櫲，梁家的盐业发展迅速，已不仅仅是乡里的富户，在广陵也算得上富甲一方。成化到万历年间，陕西盐商出现“边商”与“内商”的分化，前者负责输粮换引，后者买引配盐。主要是因为“叶淇变法”，纳银于运司，花钱可直接买引，不必纳粮，切断了农业生产与食盐贸易的内在联系。陕西盐商中一部分资金雄厚的大商贾，放弃了纳中粮盐，成为常驻扬州、专买边引输银运司的专业盐商即“内商”。在梁选櫲这一代，梁家已逐渐转化为寓籍扬州贩盐的专业盐商。《淮盐备要》载：“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糜至，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往往儿子兄弟分居两地。”
当时的陕西盐商“富者辄饰宫室，蓄姬媵，盛仆御”，视广陵为别业。此种奢靡风气，梁选櫲在广陵这样“歌舞之娱不绝于耳”的商人聚居之地，生活俭朴，富而不奢。终日“衣褐宽博，正緳系履，食赤米盐豉蔬果，或时进薄脯醇卤而已。”但在赈济乡邻、修城抗贼等事上，梁选櫲毫无吝啬，有求必应，曾“焚负债者券至千金”，甚至被乡里少年认为懦弱可欺。梁选櫲“罢儒服贾，用盐筴起，先垂四十年”，前述在其经商中表现出的诚信待人，以智取财，不贪不奢，无不体现出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子。梁选櫲恪守孝道，身在广陵，每月必派人回乡探亲，年底必亲自回家为父母双亲做寿。晚年训子孙：“仓廪足而知礼义，礼义之行舍儒安归乎？子孙两用之。”梁一山“延师教孙”，梁选櫲大哥梁选楩一心向儒，却因“家赀故累巨万，旦夕勤身，无能图诸生业”而“郁郁不自得”。
梁选櫲年老后，将生意交给了侄子——梁选楩长子梁炜。梁炜本来依父亲意进太学，众家人却推他承办梁家号称巨万的鱼盐故业，于是“谢儒为贾”，跟着叔父梁选櫲经商，梁家这种继绍祖业的家族式经营，也是陕西商帮的显著特点。商之子恒为商，后代从事商业经营潜移默化，不教而成，不学而能。梁炜继承叔父的经营经验，“筹画征遂，悉守条规，利益归积益厚，然所入悉以输于公，未尝私一缗箧中，以故群从亡不心服爱慕之者”。除了遵守条规、公正无私，梁炜在盐业经营上，每一决策“罔不奇中，用是赀亦积累巨万万”。
梁选櫲的两个儿子梁文烨、梁文焕都以文名著称。长子梁文烨从小跟父亲寓居扬州：“从父以盐筴寓广陵，为江都诸生”，与四方贤豪缔交，“雅负隽声”。然“不乐仕进”，替父管理梁家家业，公正得当。温纯倡议修三原石桥（龙桥），梁文烨带头出资“三百金”响应。治家之暇“即披览经史稗官小说”，延名士为师教其子侄，晚年结“耆英社”，月一宴集，被广陵乡先生尊为祭酒。训子孙“以肆力学问而取，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其妻王氏即名臣王恕的五世孙女。身处扬州繁华通衢之地，“女巫女僧歌姬游伎敕不入门。”次子梁文焕，少时随父在扬州求学，“足迹经燕赵周郑齐鲁之墟”，后回陕西应明经选，为贡士。通志载：“居峩阜辟园筑舍，种树蓄鱼，不远室庐而具丘壑之致，温恭毅为御史大夫，欲鉴于朝，固辞之。寄情诗酒，人高其节。”
梁炜也同叔父梁选櫲一样勤俭。“广陵富贾鳞集，俗辄侈物，以衣食居室相高，又最荡好狎游娼家，君在广陵，促屋居隘，仅容膝身，常衣浣濯衣，日食具一鲑，菜无重味也。客有惑君者，言欲以尤物荐君欢”，被梁炜斥退，耻于跟那些出入欢场的商人子弟为伍，来俨然赞梁炜“谢儒之迹，而笃儒之实。”梁炜45岁英年早逝，梁家事业到了梁选櫲三子梁文炳手上时，突遭变故而中落。来复《明儒官梅亭梁公暨配硕人王氏张氏合葬墓志铭》记：“父征仕公（梁选櫲）、伯鸿胪公（梁文烨，梁选櫲长子）盐筴居扬，屡书招公经纪不获，已赴至则督约诸客，益励俭素……洞晰奇赢，孳息屡倍。”后因母丧驰归，“持筹心腹客以拥重而纵，有才僈胠箧之事矣。世积巨万不保镪缗，五支皆中落。”
商人后代多有文化人和学者，由于盐商广资财，延名师，设私塾，其子弟在科举考试中入考的人数大大超过当地人。三原盐商梁氏家族商业衰退后，开始走科举之路。功名录如下：
（1）梁一仓之孙八世讳文煌，字筠亭，赐进士第。自陕西迁于扬州，入江都籍，在两淮办运旗名经纶日升。根据家谱的记载，是梁家第一个进士。九世考讳应昌，号太华公（筠亭公四子），进士第。九世讳应禄，字君锡，号华宇公，筠亭公五子，任山东巡抚，未序由何出身。
（2）梁一山之孙八世讳文焕一门，也出了一个进士，文焕之孙、十世梁鋐。文焕本人是贡士，他自己的两个儿子梁文烨、梁文焕都以文名著称。文焕长子梁尔升，字君旭，号玄扈，廪例太学生，与进士来复为同乡挚友，县志载：尔升“美髯修干，隐居元扈山房，时游吴越，与知名士相唱和。”除着有《元扈山房集》，还参与了《周雅续》十六卷的编纂。该书堪称明代陕西诗歌总集，收录关中81人的余首诗，每一作者都附有小传。明崇祯五年（）陕西官刻本，由陕西学政贾鸿洙主编，三水人（今陕西彬县）文翔凤裁定，三原人梁尔升、来恒、温自知、孙兰同纂。这其中，温自知是温纯之子，知名学者，来恒可能也是来复族人（待考），同为盐商世家子弟。梁家有着述的还有梁文炳三子梁应圻，着有《诗韵释略》五卷、《文心堂集》等，继室方氏，入江都志节妇传。梁文焕次子梁尔壮，以孝义名列三原县志，进士第就落在梁尔壮三子，十世梁鋐的身上。梁鋐，在梁氏旧谱世系图表中仅记其名，未记字号、功名事迹。光绪《三原县志》载梁鋐，字子远，号仲琳，顺治十二年（）进士，士骏胞弟。在同治《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八人物之科第表中，记三原人梁鋐，字子常，顺治十二年（）进士，任户部侍郎。子远、子常应有一误，又考《三原梁氏旧谱》，梁尔壮有三子，梁镣（士骏）、梁锼、梁鋐。梁镣，即梁士骏，梁鋐长兄，与县志记载相符。虽然家谱未记梁鋐为进士，但据以上推论，县志和《两淮盐法志》所记进士梁鋐，与梁尔壮之子梁鋐同指一人，应可定论。
（3）同治《两淮盐法志》科第表中，除梁鋐外，梁家还有三人有列：九世应基，明万历二十二年（）举人，梁一山曾孙。十世士骏，清顺治八年（）乡试第二名，举人，梁一山玄孙。八世文熙，明万历四十三年（）举人。考家谱，文熙为梁一仓之孙。
（4）家谱还记载了梁家其他人的科第功名：九世希贽，本名应坤，炜长子，廪贡生，授武英殿纂修，梁一山曾孙。九世应奎，文烨长子，陕西辛卯（）科乡试第七名，生嘉靖壬戌年（），卒万历辛亥年（），梁一山玄孙。梁应奎也是举人，《两淮盐法志》只记应基，是因为应奎参加的是陕西的乡试，可见梁家子弟既可在祖籍科举中式，又因明代流寓淮扬的陕西盐商有专门的商籍，还可以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据家谱记载，梁家第十二世梁嵀仍然在扬州参加“商籍童子试”，未中又“由海陵试后返棹”归里。
2、影园的黄牡丹诗会
影园遗址公园坐落在旧城西南城墙外边，今荷花池公园内西北隅。据史料记载：影园为明末进士、文学家郑元勋的私家园林，建成于崇祯七年（），是由我国的造园名家、《园冶》一书的作者计成亲自设计、监造的。影园属明末名园，声名远播，《扬州画舫录》列为清初八大名园之一。当年参与创意并题额的是董其昌，经营布置的是计成，为园中黄牡丹诗定音的是钱谦益。三大名人与此园关联，足以说明此园是明末扬州的一项品牌、一种标志、一处士民向往之地。
最值得一提的是影园黄牡丹诗会。雅集时间葛万里《牧斋先生年谱》有记载：“十三年庚辰（）五十九，春移居北郭，夏广陵郑超宗元勋以黄牡丹诗送先生品定。”当事者冒襄有云：“客夏寓郑超宗影园，开黄牡丹一朵，同黎美周、万茂先、徐巢友、陈百史涉江诸兄分咏，一时争赋百余章。”此次汇编的诗歌，除雅集现场之外，尚有以邮筒传致者。《明诗纪事?梁于涘》有类似记载：“元勋影园开黄牡丹，远近征诗。”
参加此次雅集的诗人诗作，由郑超宗辑入《瑶华集》，是集初刻于崇祯末年，今已不存，今所存者为其元孙开基于乾隆二十七年（）增辑重梓本，共三卷。其中上卷为《咏影园黄牡丹诗》，收黎遂球（字美周）、梁云构（字眉居）、万时华（字茂先）、徐颖（字巢友）、冒襄（字辟疆）、陈名夏（字百史）、梁应圻（字君士）、顾尔迈（字不盈）、梁于涘（字饮光）、王光鲁（字汉恭）、李陈玉（字谦庵）、程邃（字穆倩）、马是龙（字樨游）、姜垓（字如须）、李之本（字道生）、陈丹衷（字曼昭）、李之椿（字大生）、姜承宗（字开先）等共18人之作。
梁云构（—），原名治麟，字匠先、振趾，号眉居，兰阳人，晚明词人，著有《豹陵集》。明万历四十年（）壬子科举人，明崇祯元年（）戊辰进士，初授行人，考选江西道御史。曾任两淮巡按、两浙巡监、兵部侍郎等职。顺治二年（）授通政司参议，迁大理寺卿，授户部侍郎，赠都察院右都御史。顺治六年（），终因积劳致疾，卒于官，遣官予祭造葬，赐谥号康僖公。
梁应圻，字君士，三原人，清初诗人。其父梁文炳，祖父梁选櫲，大盐商。潘恩，字子仁，号湛川，成《诗韵辑略》五卷，梁应圻为之笺注，凡脱漏者补之，舛错者正之。（见《小学考》卷三十七。）
梁于涘（—），字饮光，一字湛至，号谷庵，维扬东北梁家巷人。崇祯十六年癸未（）进士。福王时，除万安知县。城陷，投水死。乾隆中赐谥节愍。著有《榖庵诗集》、《铁桥志书》等书。《扬州府志》记载：“于涘少有诗名，与郑元勲、郑为虹等结竹西续社。元勲影园开黄牡丹，远近徵诗，以番禺黎遂球诗第一，于涘次之。”于涘，取《诗经·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之涘”之意。饮光，佛教罗汉名，就是吸取日光或月光的精华，是禅宗的一种长生方法。湛至，清澈到底的意思。谷庵，出自元代张雨的《天谷庵》诗曰：“十三科取士，救世岂无方。倏送孤鸿举，难追八骏骧。”实际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暗喻自己虽然科举中式，学了儒家治国的本领，由于晚明官场黑暗，有一种力不从心，大厦将倾的预感与自己空怀大志的失望。梁于涘于崇祯九年（）与郑元勋、李之春、郑为虹等人在扬州共结竹西续社，参与了带有晚明不满人士之特征的文学活动。从以上他的名字中可看出，他以儒家思想为自己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时也看出他当时的无奈和茅盾心情。
3、史公等为国殉职践行儒家理想
（1）史可法殉职
崇祯十七年（），中国发生了天崩地裂的大事。农民起义军李自成攻陷北京，4月25日，崇祯帝煤山自尽，存在多年的明朝灭亡。不久李自成败走，满清在明朝降将吴三桂（扬州高邮人）的带领下入关，占领北京，开展统一全国的战争。南京留守的明朝官员，迅速组织南明政权，进行抵抗。这时史可法走到历史的前台。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祖籍河南郑州市中牟县后史庄，生于开封府祥符县，因祖上对朝廷的功勋得以世袭锦衣百户，称北京锦衣卫籍。史可法早年以孝闻名于乡，师从左光斗。崇祯元年（），史可法登进士第，出任西安府推官，后迁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北京城被攻陷后，史可法拥立福王朱由崧（弘光帝）为帝，继续与清军作战。官至督师、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弘光元年（），清军元帅多铎率军大举围攻扬州城，不久后城破，屠城十日，杀死几十万扬州军民。城破之时，史可法拒降遇害，当时正值夏天，尸体腐烂较快，史可法的遗骸无法辨认，其义子史德威与扬州民众随后便以其衣冠埋葬在城外的梅花岭。史可法死后南明朝廷谥之为“忠靖”，清乾隆帝追谥为“忠正”。其后人收其著作，编为《史忠正公集》。史可法及时一大批官僚的死难当时是中国一个标志性大事件，影响极其深远，一是给扬州英雄城市添色，二是实现儒家了忠君报国的理想。扬州一战，慷慨就义的还有扬州知府任育民、扬州府同知曲从直、王缵爵、江都知县周志畏等一大批扬州军民。与此先后的时期，还有高邦佐、梁于涘等扬州本土官员，在抗清斗争中殉节。
年10月底，江泽民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是扬州人，扬州史可法祠有一副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日本侵占时期，许多人去这个地方凭吊，以鼓舞抗日的志气。那时，我在扬州念中学，每星期都去，很受教育。中国人历来是讲民族气节的，是不畏强暴的。”
（2）高邦佐自经死
高忠节公，名邦佐，字以道，号忠白，本山西襄陵人。因先世中监淮南，故忠节公以襄陵籍居江都，宅在黄珏桥东北里许之高家桥(《北湖小志》卷3)。忠节公万历甲午（）举人，乙未（）进士，初任山东寿光知县，擢户部主事，转员外郎，出守永平，进副使，备兵天津，擢陕西参政。丁嫡母忧，服降，备兵蓟州。所至政绩，皆卓然有声，载在《明史》(《北湖小志》卷3)。
泰昌元年（）九月初六日，年仅十六岁的天启帝正式即皇帝位。这位幼主上台后，首先做了二件重大的错误决定：一是封荫客、魏，魏忠贤宦官集团形成；二是赶走熊、杨，东林党失势，忠直之臣尽排出朝。撤换辽东经略熊廷弼，坏了辽东的大局。天启元年（）三月，清军攻破沈阳，同月辽阳再度失陷。广宁一带军民尽逃出去，周围数百里，村里为墟，人烟断绝。为了挽救辽东败局，四月初二日，天启帝不得不下诏罪已，并重新起用熊廷弼经略辽东，同时宁前道右参政王化贞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驻广宁城。这时高邦佐以兵备参政，分巡广宁。
等到熊廷弼风尘仆仆上任后，经、抚“议不合”开始暴露出来(《北湖小志》卷3)。尤其在守广宁问题上，经、抚双方更是针锋相对。熊廷弼力主以固守广宁为要务，而王化贞绝口不言守，轻视大敌，进行军事冒险。朝廷令他们通同协力，功罪一体。
天启二年（）正月，清军进攻西平。王化贞用心腹孙得功计与清军战于平阳桥。得功败降，欲活捉化贞，讹言：“清军已抵广宁城！”化贞骇极，弃广宁，狼狈鼠窜(《北湖小志》卷3)。在王化贞出逃的同时，其余各监军、守巡无一不闻风逃出(明·陆人龙《辽海丹忠录》)，城中大乱奔走，参政邦佐禁之，不能止。(《明史·熊廷弼传》)这时，邦佐看见一班秀才簇拥龙亭前去，大声道：“诸生读书，岂不知大义，如何作此行止？”只见众生道：“老大人，性命干系，说不得这等王道话。”一齐欣欣去了。邦佐大声斥骂，忙策马去找王化贞，却遇到孙得功。孙对高说：“抚台已逃走了，你赶快和我投降吧。”邦佐厉声道：“孙得功，莫说国家深恩，抚台待你不薄，怎么不把这等意气去杀贼，却去降贼，真是狗彘不如！”孙得功自讨没趣自跃马走了(明·陆人龙《辽海丹忠录》)。邦佐看见大势已去，禁止之不可，急驰闾阳乞师于熊廷弼。熊说：“大势已去，你也走吧！”邦佐大声说：“不可！一日未去官，一日为广宁守将！”(《北湖小志》卷3)行到松山一路，邦佐想到：“朝廷命我监军，监的败亡之军，叛乱之军。况贼兵未到，先自溃败，说甚官守，说甚臣节，有何颜对朝廷，对父母？”傍晚歇宿，忽叫二家人高永、高厚：“我受国恩，不惜一死，但你二人，收好我骸骨，先见我老母，我尸骸葬在我父坟侧，使知有死之儿，不绝也！”高永听罢，大哭道：“太夫人在家，日日望爷衣锦还乡，怎么定要死节，不图回家一见？”邦佐道：“我也知母亲已八十四岁，一子尚未长成，但义不可生耳。”高厚大哭道：“老爷，如今巡抚、各道，那一个不归，老爷何必如此？”邦佐道：“这各行其志，你两个再勿缠，乱我方寸。”因叫烧汤沐浴仍旧着了衣冠，写了一纸遗书道：“男受国恩，无能为国固圉，一死犹未赎罪。独念高堂垂老，不能奉侍，当作九泉之恨，然忠孝不全，母亦谅之，忠孝传家，母之所训，母之所乐闻也。杳杳游魂，知回绕于膝下。”(明·陆人龙《辽海丹忠录》)写完书，“邦佐自经死。”(《明史·熊廷弼传》)天启帝闻状，赐祭葬，赠太仆卿，谥忠节，世荫一子锦衣百户(《北湖小志》卷3)。
（3）梁于涘就义
梁于涘（—），字饮光，又字湛至，号谷庵，乾隆中赐谥节愍，族居北湖梁家巷（今邗江黄珏乡土良村），为北湖巨族。明时，湖中巨姓惟孙、梁最显，两族多读书人（焦循《北湖小誌·卷三·忠臣梁饮光传》）。明万历二十三年()生。梁于涘年轻时善诗，闻名乡里。《扬州府誌》云：“于涘少有诗名，与郑元勳、郑为虹等结竹西续社。元勋影园开黄牡丹，远近征诗，以番禺黎遂球诗第一，于涘次之。”崇祯十六年（）登进士，后任江西万安县知县。南明弘光元年()，清军攻占南昌，周邻郡、县纷纷降顺，而梁于涘率军闭城固守。终因守军力乏无援而城破，梁于涘被俘入狱“系南昌狱中五十三日”（温睿临《南疆绎史》）。清帅金声桓以高官厚祿诱其投顺，他的门客亦入狱相贺。梁于涘瞪目怒视，严词拒之，说：“使我致死是可贺而不可吊，使我做官是可吊而不可贺，如果死了形体就失去了，如果当官灵魂就没有了，我怎能用失去灵魂换取我的形体的存在呢！？”于是赋绝命诗一首：“但知生富贵，谁识死功名。到头成个是，方见古人情。”旋即从容自缢。逝后遗体运回故土，葬于甘泉山，著《谷庵集》《铁桥誌书》《阮氏家庙碑》《菣厓考古錄序》等，诗作散见于郑元勳的《影园集》中。一女适瓜洲诗人蒋前民为妻。蒋前民有《梦饮光先生》诗，说他“孤城支百战，一死遂千秋”，又云：“偌大江西地，吁嗟公一人”，对其岳父的成仁取义，深致敬仰与怀念。孙梁嘉稷，字五楘，当从姜青藜将军客滇南，纵览苍山洱海之盛，著《灞陵山人万里游草》一书。（《邗江县志》）
（4）梁以樟举家赴难
梁以樟（—），字公狄，号鹪林，在家中至孝，崇祯己卯（）乡试第一，庚辰（）进士，授太康令，次年（）调商丘。当时李自成进犯开封，所过之处一片糜烂。商丘听说李自成逼境，非常惶恐。梁以樟巡行城堡，修守御、拓戍逻，但凡炮弩这些物品，没有具体数量。单骑走在风雪中，拊循士卒。梁以樟妻子张氏，天生就有个性，识大义。张氏见梁以樟疲惫，悲戚不愿进食。当时，朝廷屡屡下诏令督抚围剿。而督抚及诸将畏惧不敢战。倡议招抚廷臣，又各持门户，封疆愈益遭到破坏。郡县守令多儒生，不擅长兵事，听见风声就会弃城逃匿，甚至手捧印绶甘愿受降。梁以樟十分愤恨，对张氏说：“我是朝廷命官，与城共存亡。”壬午（）春三月，李自成数十万，进攻商丘。梁以樟乘城拒守，夕阳西下之时，梁以樟披挂整齐，拜辞父亲梁中议。梁以樟与张氏诀别，众人都掩面哀泣，随后让老仆人杨材，把木柴堆在楼下，并把楼环绕起来，并且对老仆人说：“如果早上城陷落的话，那么早晨点火；傍晚陷落的话，就傍晚点火，不要让我晚死。”梁以樟身着盔甲出发，招呼守备兵士发炮石，张氏倾囊买酒食犒赏军士。五天之后，夜半三更之时，城门吏报告：“城破，梁公为保卫城池被杀。”张氏听说后，仆人赶散，然后登楼，穿好平时的白衣，在梁上系好绳子，就要自缢而亡。一面招呼杨材，要求他点火。仆人恸哭，不忍下手。张氏厉声大骂：“你忘了你的主人诀别时的言语现在要背弃了吗？你使我不能速死，你的罪过是不能饶恕的。”杨材叩头恸哭，遂点火。张氏死，三十余人也都慷慨赴义。当天晚间，百姓在尸体堆中救回了梁以樟，因失封疆下狱。出狱后南下见史可法，为其出谋划策。史可法举其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史可法兵败殉国，梁以樟与其兄以棻隐居宝应葭湖。郑成功打下镇江，梁以樟赶到瓜洲面见郑成功，面授机宜，要求郑成功迅速拿下南京，无奈郑成功不听，十几万大军被仅有三千兵卒的梁化凤打败。梁以樟认识到郑成功真面目后，失望地退回宝应隐居。当时梁以樟年才37岁，已经闻名海内。姐夫王铎（大书法家）父子官津要，频频书信劝诫，但是梁以樟不予理睬。买田数十亩，栖遁烟水之乡，署轩取名为“忍冬”，所居的庄院称为“兔避”。由壮及老以死，经常把自己比作宋谢臬羽、郑所南。与张班、孙尔静讲习问学。四方之士，若沛阎尔梅、南昌王猷定及崔干城、僧松隐，频频拜会梁以樟及刘纯学家痛饮，慷慨激昂，然后涕泣。晚年偕乔出尘、陈钰、朱克生、刘中柱迨王世德父子，研治经史，旁及稗史野乘，著诗文、理学诸书。死葬于扬州宝应。弟子集其理学、经济诸书及诗、古文合为一编，为《梁鹪林全书》，今传世者，惟《昂否集》。
4、《全唐诗》和《四库全书》
康熙四十四年（）五月，由曹寅主持，《全唐诗》在扬州开局修书、刊刻。体现着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繁荣、最强盛、最开放、最浪漫的时代的审美理想和精神气质，以及凝聚着几代人重修编撰心血的近千卷《全唐诗》在天宁寺得以重生。
康熙年间的《全唐诗》、《全唐文》、《佩文韵府》三部重要图书就在扬州天宁寺编撰完成。
康熙从小就爱读唐诗，唐代诗人对扬州的描述更令康熙神往不已。于是，康熙第五次南巡时，将主持编修《全唐诗》的任务交给江宁织造曹寅。
唐代，是让我们每个中国人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时代。她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繁荣、最强盛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最开放、最浪漫的时代。唐诗，则是记录这个浪漫时代最华美的文字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经过千年磨洗，唐诗传到明代已散佚严重，被称为“吴中四士”的扬州人张若虚，此时仅剩两首诗流传于世，幸好，其中一首是《春江花月夜》。
其实，在康熙作出编撰《全唐诗》决定之前，已有众多文人在为抢救唐诗而努力。明代胡震亨放着五品大员不当，却要回到家乡，用剩余的岁月去完成一件更重要的事——编撰一本全唐诗。这一干，竟是整整十年。他终于编成一部巨著，取名为《唐音统签》，这部超级大书有一千零三十三卷，按天干之数分为十签，不但有当时最完整的唐诗，还有极其珍贵的文学评论、传记史料，堪称中国古代私人编书的超级王中王。
但全唐诗的编撰伟业并未完成。于是，明末风流大才子钱谦益登场了，他决心编一本全唐诗，并且轰轰烈烈地搞了很多年，但天不假年，壮志未酬身先死。钱谦益去了，留下一堆残稿，飘散在晚明的凄风苦雨中。
一天，季振宜发现了钱谦益手稿，这位出生于藏书之家的大才子，抱着钱谦益的残稿，一干又是十年，编出了一部宏伟的唐诗集，共七百十七卷。可是，在书稿编成的第二年，季振宜撒手人寰。
胡震亨、钱谦益、季振宜，三位前辈留下了两部庞大的书稿，只差最后一项工作——修补完善，合并归整。
康熙四十四年（年）五月，由曹寅主持，《全唐诗》在扬州开局修书，参加校刊编修的有，赋闲江南的在籍翰林官员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綋、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俞梅等十人。于是，在天宁寺的晨钟暮鼓声中，每天又多了一道文人们吟诵唐诗的风景。
一帮学富五车的文坛宿将，朝廷元老，齐聚于扬州天宁寺中，焚膏继晷，昼夜不舍。在曹寅留下的诗文中，有一首《九夏将尽，台风至扬州，西院校书偶题》，颇能反映当时的工作状态：
“海云吹不断，廨宇日风凉。策策抽新笋，行行绕画廊。好时无酒伴，随处入诗乡。略似休禅老，长悬结夏床。”
这是集全功于一役的最后一战，可谓行云流水，水到渠成。仅仅一年后，曹寅等人就完成了《全唐诗》编撰工作。将书呈于皇上时，面对这部中国所有大一统王朝中唯一的断代诗歌总集，康熙很激动，很兴奋，大赞道，“刻的书很好！”并亲自给这部书写下了骄傲的序言：
“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厘为九百卷。
“唐三百年诗人之菁华，咸采荟萃于一编之内，亦可云大备矣！”
皇皇唐诗，首次以全书的形式流传于世，扬州天宁寺也因此而永载史册。
帝王临幸，御用书局，以及《全唐诗》刊刻成功，使天宁寺声名大振。寺庙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寺中伽蓝七堂高大宏伟，大雄宝殿两侧的东西耳房纵深悠长。云游僧侣、文人墨客来到扬州，都能以在天宁寺住锡停留为荣幸。
乾隆五十四年（），天宁寺又沐隆恩，乾隆御旨，将一部《四库全书》藏于扬州。乾隆诗曰：
“万卷图书集成部，颁来高阁贮凌云。会心妙趣生清暇，扑鼻古香领净芸。身体力行愧何有，还淳返朴念常勤。烟花三月扬州地，莫谓无资此汇文。”
扬州天宁寺收藏《四库全书》的地方叫文汇阁，一名御书楼，原在天宁寺西园（今西园宾馆）。根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天宁寺西园，一称御花园，正殿叫做大观堂，文汇阁就在大观堂旁。扬州文汇阁和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盛京皇宫的文溯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并称为七大藏书阁。
乾隆对于文汇阁的建设与使用颇为重视，他一再强调，阁中所藏之书，不是做样子的，要允许读书人阅读和传抄。乾隆五十五年（0）五月二十三日，弘历的圣旨里有这样开明通达的话：“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南三阁”所藏《四库全书》，每册前页钤“古稀天子之宝”，后页钤“乾隆御览之宝”，用太史连纸钞写，尺幅较“北四阁”书开本小，书衣装潢也有不同。
通过有关史料，我们可以知道，历史上的文汇阁是一座三层楼的中国古典建筑，仿照浙江宁波的“天一阁”而建，正门上悬御书“东壁流辉”匾，最下一层藏《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册。左右藏《四库全书》经部；中层藏史部；上层左藏子部，右藏集部。
麟庆在《鸿雪因缘图记》里描写他见到的情形是：“文汇阁在扬州行宫大观堂右……阁下碧水环之，为卍字。河前建御碑亭，沿池叠石为山，玲珑窈窕，名花嘉树，掩映修廊。”他入阁读书的情形是：“庚子（）三月朔，偕沈莲叔都转、宋敬斋大使，同诣阁下。亭榭半就倾落，阁尚完好，规制全仿京师文渊阁。回忆当年充检阅时，不胜今昔之感。爰命董事谢奎，启阁而入。见中供《图书集成》，书面绢黄色；左右列橱贮经部，书面绢绿色；阁上列史部，书面绢红色；左子右集，子面绢玉色，集面绢藕合色。书帙多者，用香楠。其一本二本者，用版片夹开，束之以带，而积贮为函。计共函六千七百四十有三。谢奎以书目呈，随坐楼下详阅，得钞本《满洲祭天祭神典礼》《救荒书》《熬波图》《伐蛟捕蝗考》《字孳》等书，嘱觅书手代钞。”这差不多是扬州文汇阁存世期间最后的记载。
在此14年后，太平军攻入扬州，文汇阁及其藏书就一起毁于战火之中了。
过了大约10年，曾国藩于同治初年创办金陵书局时，曾委托学者莫友芝前往镇江、扬州等地搜寻文宗阁和文汇阁失散于战火中的藏书。
七大藏书楼中，文渊阁的藏书后归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文源阁于咸丰年间被英法联军纵火焚毁，文津阁的藏书现归北京图书馆收藏，文溯阁的藏书现属辽宁省图书馆，文宗阁于咸丰年间毁于太平军兵火，文澜阁是“南三阁”中仅存的一阁，其藏书现属浙江省图书馆。
扬州文汇阁从乾隆三十七年（）开始设馆，乾隆四十五年（）建成，咸丰四年（）毁于战火，存世仅70余年，在七大藏书楼中寿命最短。
年春天，在扬州文汇阁被毁年后，扬州人将商务印书馆出版，扬州国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筹策划制作，扬州本土企业恒通集团热忱捐赠，原大、原色、原样仿制版《四库全书》入藏天宁寺万佛楼。这是《四库全书》问世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重新出版和再现。
5、盐商马曰琯兄弟的献书
马曰琯（—），字秋玉，号嶰谷，祁门人，后迁江苏扬州。清代著名盐商、藏书家，为清代前期扬州徽商的代表人物之一。乾隆初举鸿博，不就，好结客，所居园小玲珑山馆藏书甚富，四库全书馆设立，私人献书七百余种，为全国之冠。
马曰璐（—），清代诗人，字佩兮，号南斋、半槎道人。国子生，候选知州，乾隆元年丙辰（）与其兄马曰琯并荐博学鸿词，不就，名重一时。好学、工诗、喜结客，一如其兄。家有小玲珑山馆，富藏书，常与名士作诗画之会。两兄弟侨居扬州，经营盐业，为当地徽商巨富，捐资开扬州沟渠，筑渔亭孔道，设义渡，造救生船，造福一方百姓，其慷慨好义的名声远为传播，人称“扬州二马”。曰璐诗风清刻，著有文集6卷、词2卷，合为《南斋集》刊行。与兄合编《丛书楼目录》。又辑刊宋本《韩柳二先生年谱》8卷。
马曰琯兄弟本籍安徽祁门，祖父马承运始业盐两淮，马曰琯自小侨居扬州新城东关街，世代经营盐业。马曰琯曾经以附贡生的资历援例候选主事，授道台衔。雍正十二年（），独资兴建梅花书院，此院原名为崇雅书院。乾隆元年（）马曰琯曾被推举参加博学鸿词特别考试，坚辞不赴。
马曰琯兄弟家庭豪富，但为人慷慨，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曾捐资开掘扬州沟渠，筑渔亭孔道等。乾隆帝南巡时，赐御书。杭世骏在写马曰琯墓志铭称：“以济人利物为本怀，以设诚致行为实务。”“倾接文儒喜交久敬，意所未达，辄逆探以适其欲。”
马曰琯兄弟一生喜爱写诗、藏书和结交文人雅士，雍正年间，在扬州建造小玲珑山馆，广交天下名流，“四方人士闻名造庐，授餐经年，无倦色。”著名学者全祖望、厉鹗、金农、郑板桥、陈章、梁章钜等都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江苏巡府梁章钜致仕后在扬州两次寄寓几近一年半，对扬州十分熟悉，也十分喜爱。比如《小玲珑山馆》中对街南书屋二马住宅及玲珑石变迁作了较为详尽的叙述。马曰琯曾自为盟主，同厉鹗等人结“邗江吟社”吟诗作赋、游历山水。马曰琯还替郑板桥还清债务。袁枚说马曰琯“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沈德潜评其诗为“峭刻得山之峻，明净得水之澄”，可见水平很不一般。今传《沙河逸老集》10卷和《嶰谷词》1卷。《清史稿?文苑传》有马曰琯传，足证他的文名确为当时所重。
马曰琯，乾隆初，举博学鸿词未就，与弟马曰璐互为师友，知名学者和藏书家如厉鹗、陈撰、聚书几十年，见秘本、珍本、孤本重价购买，世人所需者，不惜千百金加以刊印。先后购得“传是楼”、“曝书亭”旧藏，累计藏书10余万卷，建藏书楼数十间，各命名为“街南书屋”、“小玲珑山馆”、“丛书楼”等，聘请知名学者如厉鹗、陈撰、江宾谷、金农等先后馆于其家，为其校勘、编次书籍，聘善装顶书者数人为其装订书脑。与全祖望、惠栋等人关系尤密切，有秘书相互借抄。全祖望称他“藏书精骇，更无讹本”。并乐于广泛借书与人，尤对学者、儒士交流，以资著述。卢雅雨、严长明等均利用过他的藏书，并赠有“数卷论衡藏秘籍，多君慷慨借荆州”之句。乾隆三十七年（）朝廷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广征天下藏书家秘本，其子马裕进呈图书种，《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了种，为献书最多之藏书家，得赏赐《古今图书集成》1部、《平定金川得胜诗图》、《平定伊犁图》数卷。高宗南巡，闻其藏书、诗文之名，亲驾其园并赐书和填诗。刊刻图书颇精，刻有《说文解字》《玉篇》《广韵》、朱彝尊《经义考》等，版刻极为精良，世称“马版”。藏书印有“秋玉父印”、“马氏丛书楼珍藏图记”、“马曰琯曰璐兄弟同鉴赏”等。著有《沙河逸老小稿》《嶰谷词》《焦山纪游集》《林屋唱酬录》等。
马曰琯喜爱考校典籍，家中专设刻印坊，不惜费资刻印书籍，如刻朱彝尊《经义考》一书，就花去千金。小玲珑山馆又是马氏藏书楼名称，藏书多达10余万卷，有“甲大江南被”之说。乾隆三十七年（）四库全书馆设立，马曰琯的儿子振伯献藏书种，为全国私人献书之冠，受乾隆皇帝褒奖，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平定伊犁金川诗图》1幅，并亲题《鹖冠子》相赠。《四库全书总目》著录马氏藏书有种卷，其中经部57种卷，史部种卷，子部43种卷，集部种卷。乾隆四十二年（），马曰琯的儿子马振伯呈请将梅花书院归公，改由盐务衙门管理。
6、痩西湖红桥的修禊
红桥，后改名虹桥，人称瘦西湖第一景。文人多好山水，现代文人喜欢在风景绝佳处开笔会、诗会，行文赋诗，乐此不疲。而古代的文人则更为风雅，那时的活动叫“修禊”。修禊，源于周代的一种中国传统民俗，即农历三月上旬“巳日”这一天，人们相约到水边沐浴、洗濯，借以除灾去邪，古俗称之为：祓禊。后文人饮酒赋诗的集会，也称为修禊。春日踏青有春禊，秋日秋高气爽，文人怎能辜负这大好时光，自然会有秋禊，时间一般是在农历七月十四。历史上最为有名的修禊当数兰亭修禊和红桥修禊。除了这一带风光迷人之外，更多的是数百年来历代文人所赋予的人文内涵。
自兰亭修禊后，修禊之风日盛，但真正波及全国范围、影响了几代人的修禊活动是在清康乾年间，扬州瘦西湖畔发生的三次“红桥修禊”，主持者皆为当时的名士，参与者多达近万人，规模、影响达到极致。
由于康熙、乾隆的六次南巡，扬州盐商在瘦西湖两岸争地构园，形成了“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盛况。“红桥”，位于瘦西湖南端，始建于明末崇祯年间，原为红色栏杆的木桥，后在乾隆元年（）改建为拱形石桥，取名虹桥。清初著名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是这样描述它的：“朱栏数丈，远通两岸，彩虹卧波，丹蛟截水，不足以喻。而荷香柳色，曲槛雕楹，鳞次环绕，绵亘十余里。春夏之交，繁弦急管，金勒画船，掩映出没于其间，诚一郡之丽观也。”李斗亦形容它如“丽人靓妆照明镜中”。在桥上观瘦西湖美不胜收，文人墨客皆好在此凭栏吊古，吟诗赋文。
（1）王士禛修禊
开红桥修禊先河的是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禛（后人亦称王渔洋），他在扬州任推官期间，“昼了公事，夜接词人”，“与诸名士游无虚日”，是一位主持风雅的人物。他死后，扬州人民把他和宋代欧阳修、苏轼并列，建“三贤祠”纪念。康熙元年（）春，他与扬州诸名士集于红桥，众人“击钵赋诗，游宴不息”。此次修禊，王士禛作《浣溪沙》三首，其中广为流传的名句有：“北郭清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众人皆和韵作诗，一时传为佳话。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也曾和《浣溪沙》一首：“无恙年年汴水流，一声水调短亭秋，旧时明月照扬州。曾是长堤牵锦缆，绿杨清瘦至今愁，玉钩斜路近迷楼。”康熙三年（）春，王士禛复与诸名士修禊于红桥，王士禛一连作了《冶春绝句》二十首，其中脍炙人口的的一首是：“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唱和者更众，一时形成“江楼齐唱《冶春》词”的空前盛况。几年后，就连王士禛自己也不无得意地与先辈王羲之相提并论，在为其诗集作序时说：“红桥即席赓唱，兴到成篇，各采其一，以志一时盛事，当使红桥与兰亭并传耳。”后编成《红桥唱和集》三卷。直到今天，王士禛留下的“绿杨城郭”、“冶春”这两个佳词，扬州人无不耳熟能详。
（2）孔尚任修禊
20多年后，康熙二十七年（）三月三日，年届不惑的风流才子孔尚任在广陵期间，又一次发起了“红桥修禊”。此次参加的名士24人，其中不少还是王士禛的朋友。因为参与者籍属八省，所以孔尚任称这次聚会为“八省之会”。孔尚任在扬州登梅花岭，游平山堂后，怀着对王士禛极为崇敬的心情，诗兴大发，在这次修禊日写作出了大量绝妙佳作。如七律《扬州》诗：“阮亭合向扬州住，杜牧风流属后生。廿四桥头添酒社，十三楼下说诗名。曾维画舫无闲聊，再到纱窗只旧莺。等是竹西歌吹地，烟花好句让多情。”另一首《三月三日泛舟红桥修禊》：“杨柳江城日未矄，兰亭禊事共诸君。酒家只傍桥红处，诗舫偏迎袖翠群。”他在《红桥修禊序》中记录了这段文学雅事：“康熙戊辰（）春，扬州多雪雨，游人罕出。至三月三日，天始明媚，士女祓禊者，咸泛舟红桥，桥下之水若不胜载焉。予时赴诸君之招，往来逐队。看两陌之芳草桃柳，新鲜弄色，禽鱼蜂蝶，亦有畅遂自得之意。乃知天气之晴雨，百物之舒郁系焉。”扬州的经历为孔尚任留下戏剧史上的不朽名作《桃花扇》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3）卢见曾修禊
就其规模、影响言，蔚为壮观的当为时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亦称卢雅雨）主持的第三次红桥修禊。卢见曾为官颇有政绩，且为人正直，喜好诗文，“主东南文坛，一时称为海内宗匠”，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才子纪晓岚将长女嫁给他的长孙，足见其威望。在扬期间卢见曾广结文人，饮酒作乐，集一时文酒之盛。他效王士禛、孔尚任红桥修禊旧事，数次修禊红桥，郑板桥、金农、袁枚、罗聘、厉鹗等名士均曾参与。其中最为出名的是乾隆二十二年（）三月三日，卢见曾邀集诸名士于倚虹园“虹桥修禊”厅，作七律四首，其中名句有：“十里画图新阆苑，二分明月旧扬州”等，各地依韵相和者竟有七千人，最后编辑出的诗集达三百余卷，并绘《虹桥览胜图》以纪其胜。红桥修禊的美名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事。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也参加了这次修禊，他与卢见曾交往甚密，写有《和雅雨山人红桥修禊诗四首》《再和卢雅雨四首》。
卢见曾在文人雅士宴集时，独创出“牙牌二十四景”的文酒游戏，即将瘦西湖二十四景刻在象牙骨牌上，大家依次摸牌，以所得之景，当场吟诗作句，不能者则罚酒一杯。这种游戏方式，很快就在全国流行起来，二十四景也随着文人们的诗句声名远扬。
经过这几次“修禊”，原为普通木桥的“红桥”，变成了极富美感的“虹桥”。“虹桥修禊”成为清代瘦西湖二十四景之一，《梦香词》中说道：“扬州好，第一是虹桥。杨柳绿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箫。处处住兰桡。”如此，自然而然地吸引了众多文人雅士流连忘返。后来乾隆皇帝游幸瘦西湖时，曾作诗赞赏：“绿波春水饮长虹，锦缆徐牵碧镜中。真在横披画里过，平山迎面送春风。”
（4）红桥秋禊
在这三次有名的红桥修禊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三年（）十月十七日，浙西词派的领袖人物厉鹗与扬州诗人闵华、江昱、陈章等七人在秋日畅游瘦西湖后，留下了一组流传极广的《湘月》（即《念奴娇》）词作，后人就把这视为红桥“秋禊”。厉鹗是雍乾间著名诗人，在清诗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主持大江南北诗坛数十年，曾在扬州小玲珑山馆坐馆授徒数年。厉鹗在词前作一序言。序言如下：“扬州胜处，惟红桥为最，春秋佳日，苦为游氛所杂。俗以大舟载酒，穹蓬而六柱，旁翼阑槛，如亭榭然。每数艘并集，或衔尾以进，则烟水之趣希矣。戊午十月十七日，风日清美，煦然如春。廉风、萸亭、宾谷、葑田招予与授衣、于湘，唤舟出镇淮门，历诸家园馆，小泊红桥，延缘至法海寺，极芦湾尽处而止。萧寥无人，谈饮间作，亦一时之乐也。悬灯归棹，吟兴各不能已。相约赋《念奴娇》鬲指声一阕，而属予序之。”后来，杭州诗人汪沆来到扬州看望老师厉鹗时，耳闻了红桥秋禊的盛事，便与三位诗友一道，泛舟湖上，载酒载歌，诗文相和，写下《红桥秋禊词》：“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红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
7、个园主人的编书活动
个园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盐阜东路10号，中国四大名园之一，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清代扬州盐商宅邸私家园林，以遍植青竹而名，以春夏秋冬四季假山而胜。由两淮盐业商总黄至筠于清嘉庆二十三年（）在原明代“寿芝园”的基础上拓建为住宅园林。个园以叠石艺术著名，笋石、湖石、黄石、宣石叠成的春夏秋冬四季假山，融造园法则与山水画理于一体，被专家誉为“国内孤例”。另外，黄至筠夫人梁氏有强大的背景，她是直隶总督梁肯堂孙女，奉天府府丞兼提督学政梁如林之女。
个园最值得称道的是个园主人黄至筠之子黄奭编辑了《汉学堂知足斋丛书》，为中国文化传承作出了很大贡献，该书收所辑佚书二百十五种。黄奭（—）是清代道光年间著名的辑佚家，在我国辑佚学史上的地位功垂后世，其辑本《黄氏逸书考》（一名《汉学堂丛书》）闻名于世，深为历代学者推重。梁启超先生说：“嘉道以后，辑佚家甚多，其专以此为业而所辑以多为贵者，莫如黄右原（奭）、马竹吾（国翰）两家。”叶仲经先生评价说：“甘泉黄右原先生虽起家赀郎，而能够学靡倦，至为阮文达公所称许……与马氏（国翰）一南一北，同时互相辉映。”评价之高，不言而喻。
黄奭，字右原，江苏甘泉人，监生，以赀入为刑部郎中，道光十二年（）以顺天府尹吴杰荐，得赐举人。《清史列传》（卷六十九）、同治《扬州府志》、民国《甘泉县志》俱有传。黄奭少年时肄业安定书院，后从师江藩，自是专精汉学，尤服膺郑玄之学，辑有《高密遗书》十余种。黄奭独好学，家富藏书，所辑佚书传本有二百八十余种。编辑时，每成一种即以付刊，随刊随印刷存样，以备校勘；刊成适值太平天国军兴，版存樊汊镇僧舍，其后黄奭逝世，存版亦散。光绪时，黄奭之子黄灏将存版购归，未及整理旋即谢世，灏弟黄沣谋继先志，思以印本行世，委人经理印行，印成，名《汉学堂丛书》。因黄奭在日此书并未行世，故未刊全目。版片屡经易手，重编补刊，以是书名不一，内容子目亦有出入。今通行本有《汉学堂丛书》与《黄氏逸书考》二种，实系黄氏所刻辑佚书之不同印本。
8、方浚颐重修大明寺和平山堂
方浚颐（—），字饮苕，号子箴，又号梦园，定远人。清道光二十四年（）进士。同治八年（）授两淮盐运使。曾国藩督两江时，学士袁保恒主张增加盐价，方浚颐坚决反对。历任浙江、江西、河南、山东各道御史，两广盐运使兼署广东布政使、四川按察史等职。后淡出政界，到扬州创办淮南书局，广揽四方贤士，校刊群籍，并开办梅花、安定两书院，召集学士，校刊经籍。并主讲授课，江南才俊云集两院，桃李满园，方浚颐授课之余，兼主修《续扬州府志》。方浚颐晚年多半在扬州，著书立说，诗词唱和，以文会友。方浚颐才思敏捷，极善言吐，又能著书，刊行的诗达首，60岁后终日研究诸子史传，撰写随笔，日一篇或三五篇，笔耕不辍，实属罕见，因而名冠江南。方浚颐卒年75岁，著有《二知轩诗文集》《忍斋诗文集》《古香凹词》《朝天录》《蜀程日记》《东瀛唱答诗》等著作流传后世。
方浚颐最值得称道的是重修大明寺和平山堂。扬州经过太平天国的战火，已经满目疮痍。太平天国被曾国藩镇压后，方浚颐开始主政扬州。他到扬州后，为什么急于修复大明寺和平山堂？因为他十分清楚，大明寺和平山堂是扬州的文化奥区，文脉所在，尽快修复大明寺和平山堂，可以重振扬州城的士气和文气，对斯城关系重大。至今在扬州平山堂仍可见到方浚颐亲笔所书“平山堂”匾额。
大明寺位于扬州城区西北郊蜀冈风景区之中峰，初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间，故称“大明寺”。唐天宝间，大明寺律学高僧鉴真大师即在此地筹划东渡日本。此后寺名多有变化，清代因讳“大明”二字，一度沿称“栖灵寺”。乾隆皇帝巡游扬州时，御笔题书“敕题法净寺”。咸丰三年（），法净寺毁于太平军与清军之兵燹。
平山堂座落在大明寺内，八百余年前，欧阳公守扬州筑斯室始，而平山堂号称名胜满天下，非八百余年来长名胜不销歇也。扬州城的历史可概括为“灰烬毁之者屡屡，亦兴而复之者屡屡”。扬州自古即是繁盛冲达之区，但因地理区位和历史条件的影响，如果天下无事，“则士夫耽风雅，乐嘉宾，日觞咏于其间，以及舟车往来，争揽名胜”；若逢天下变乱之世，江淮之间属南北要冲，“则以名胜为用武之地，至变而芜秽荆榛，甚至变而丘墟”，扬州必遭兵燹而衰。
三、儒家文化在扬州的传承
1、隋唐首创“文选学”
经济的繁荣，又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江山代有人才出。西汉时期董仲舒以后，隋代扬城诞生曹选的“文选学”。萧统编《文选》功不可没，而喧宾夺主对其深加工，作二次创造，建立文选学的却是一批扬州人。卓然以文选学名扬天下者，首推隋唐间的扬州人曹宪及其一二传弟子李善、李邕父子，魏模、魏景倩父子，公孙罗及许淹等人。
文选学诞生于扬州，究其原因，首要因素是扬州人的创新精神。《文选》编竣后，虽有萧统堂侄萧该传承家学，著《文选音义》，透露出他是一位精通文字、音韵、训诂的大师，惜其书不传，影响不彰。后来的数十年间，《文选》基本上停滞在词章上的品赏，未及文学评论和学术的转化、递进，而扬州人发现了这座金矿，进行了挖掘。这得益于扬州聚积了大量图书和一定数量的学者文人。曹宪，隋唐时期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在隋代官秘书学士，聚徒教授，诸生来学者多达数百人，公卿以下也不惜降低身份，拜曹宪为师。他博学多才，于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皆精通。时人论道：自汉代杜林、卫宏之后，古文泯绝，由曹宪复兴此学。其后，江都李善、李邕父子，将文选学从江淮推向全国。曹宪、李善对《文选》的研究，开扬州学者在文学理论和校勘学、小学诸学科求索的先河。
2、宋“许学”的创建者
徐铉（—），五代宋初文学家、书法家，字鼎臣，号子冉，历官五代吴校书郎、南唐知制诰、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后随李煜归宋，官至散骑常侍，世称徐骑省，淳化初因事贬靖难军行军司马。
徐锴（—），号弼臣，字楚金，精通文字学，仕于南唐，秘书省校书郎起家，后主李煜时，迁集贤殿学士，终内史舍人。平生著述甚多，今仅存《说文解字系传》40卷，《说文解字韵谱》10卷。二人皆精于小学，显名于文，工于书法。清末江西萍乡词家文廷式说：“自南唐设国学，而二徐、欧、晏辈皆出于江西，开北宋之文治。”二徐即指徐铉、徐锴，是五代末宋初扬州人。
徐铉10岁能作文，徐锴也很小就负文名。徐锴幼年作诗《秋声》，顷刻而就，诗曰：“中梧纷堕砌，寒雁远横空。雨滴莓苔紫，风归薜荔红。”句句尽见秋声之意，声色俱全，令人赞叹不已。
徐铉父亲徐延休，字德文，号俊卿，唐乾符年间考中进士，官卫尉少卿在当时负有盛名，“唐僖宗中和年间群盗窝发，黄巢因乘隙扰乱中原，俊卿解组隐逸，葛巾野服，逐迹自放，直抵龙江，厥后回归中州，与弟俊彦、俊杰、棠棣、联芳友爱”，娶李氏仇氏，子三铉、锴、锡。徐铉娶卢氏，继娶秦氏，子二：景义、景伋；徐锴娶陈氏，子二：景何、景平。
徐铉的文章承晚唐骈俪之风，而体格孤秀，代表作《私诚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全篇结构平稳，但又不掉趣味，书风含蓄天然，开宋人尚意书风之先河。徐铉诗作开创了宋初白体诗派，书法也卓然为名家。在文学方面，徐铉著述颇丰，参与编纂《文苑英华》，著有文集三十卷、《学津讨原》《津逮秘书》《江表志》《骑省集》30卷、《质疑论》若干卷、《稽神录》20卷。徐铉入宋后，还奉诏参编了两部大卷书籍：一部为《太平广记》，该书采摘繁富，名物典故，错出其间，常为文学家采用，考证家也多从中涉取资料；另一部《文苑英华》，是考证唐代文学作品的渊薮。徐锴著有《文集》《家传》《方舆记》《古今国典》《赋苑》《岁时广记》等。徐铉的《骑省集》三十卷，前二十卷是南唐时期的作品，后十卷系归宋后所作。他的诗初学李白，后学白居易，其中唱和赠答之作占四分之三。徐铉的诗平易浅切，真率自然，不押险韵，不用奇字。其《贬官秦州出城作》《送王四十五归东都》《寄高邮陈郎中》等诗，均能出自肺腑，情到语流，无生涩雕琢之病。相传徐铉文思敏捷，凡有撰作，常不喜预作，有想请他写文章的人，临事来请，他执笔立就。徐铉曾说，“文速则意思敏壮，缓则体势疏慢”（《郡斋读书志》），所以他的诗流畅有余而深警不足。但也时出隽句，如：“井泉生地脉，砧杵共秋声”（《喜李少保卜邻诗》），足见其思致闲远，意味深长。
二徐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创建“许学”，是著名的文字学家。徐铉的《校定说文解字》、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对中国文字学的传承和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二徐之贡献为《说文》研究打下根基。徐锴通过征引文献、比较分析、逻辑分析、质疑设问等方式，超越前人对《说文》的仿制或零散诠释，全面系统地阐发与开拓《说文》释义，为《说文》学研究打下了根基。例如，如何理解“宙”这个字？徐锴由“舟舆所极覆”，点明“往古来今曰宙”。汉语俗字是汉字史上各个时期流行于各社会阶层的不规范的异体字，俗字是约定俗成的，徐锴所认为的俗体字分为两种，一种是民间非正式场合使用的异体字，以“俗作某”来标明，一种是由于错误书写造成的，但又以讹传讹，最终成了民间常用的异体字，以“今俗讹作某”来说明，可以看出，徐锴对于俗体字没有妄加否认，而是以一种谨慎的保留态度来对待的。宋代是比较富有学术风气的时代，很多大家关心古文、篆法，著作迭出，宋代正篆的发扬，首功推徐铉、徐锴兄弟，他们对《说文解字》的全面整理，篆字的结构得到文人的普遍重视，在宋室帝王的宣导下，朝野酷爱书法，探究字学，复兴正篆。徐铉、徐锴在《说文》学方面的贡献，为业界同人共知，他们在音韵学、文学、书法学等方面的著述，同样功不可没。
3、宋代理学先导者
胡瑗（—），字翼之，北宋时期学者，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庆历二年（2）至嘉祐元年（）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等。别名安定先生、胡安定。祖籍今陕西子长县的安定堡。宋太宗淳化四年（）生于泰州海陵（今如皋市）的一户官吏家庭。胡瑗自幼聪颖好学，7岁善属文，13岁通五经，被左右乡邻视为奇才。胡讷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胡瑗读书勤奋，好学上进，且志向远大，常以圣贤自任，但因家境衰微，早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直至20多年后才得以与孙复、石介等人到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此间心志远大，10年不归，潜心研习圣贤经典。他为了不让心志受到干扰，每当拆开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涧不再展读。在此期间，他“食不甘味，宿不安席”，刻苦钻研学问，为以后从事教育打下坚实基础。30岁开外的胡瑗从山东回到家乡，然而却7次应考不中。40岁时放弃科举意念，返回泰州城，在华佗庙旁经武祠（即后来江苏省泰州中学所在地）办起了一所书院（私塾），并以祖籍安定立名，称安定书院。遗著有《松滋县学记》《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和《胡氏口义》等。清人全祖望亦在《宋元学案》中追根溯源地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
扬州安定书院是一所古老的书院，同治年间位于东关街疏理道。它初建于清康熙元年（），在扬州旧城三元坊附近，即今文昌中路文昌阁之东南，直到工人文化宫处。建书院时，适逢监察御史来扬州巡视两淮盐政，他将胡瑗木主置书院堂内，并为书院题写“安定”院额，其意在纪念宋代大儒胡瑗。康熙四十四年（）清帝南巡时曾驾临安定书院，并赐“经术造士”匾额，这给了此书院很高的荣誉。安定书院与梅花书院一样，聚集了一大批学者文人。在乾嘉时期，安定书院与梅花书院互用学师，这使得人才得以交流，影响得以扩大。如吴珏，本在安定书院，后出任梅花书院掌院。互用的学师还有：金兆燕、顾惇量、夏宾、李保泰、范鉴、王嵩伯、俞升潜等。扬州的书院对于扬州教育事业的贡献远远超过府学、县学。我们从以上掌院、学师、生徒中就可知道扬州书院在繁荣教育事业中所作的巨大贡献。安定书院在推动扬州学派形成与壮大上起了很大作用。扬州书院的诸生中有不少学有成就者，后来他们都成为扬州学派的中坚力量，如汪中、焦循、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刘台拱、任大椿等。
4、首开“亚洲觉醒”的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泰州学派的影响超过了王守仁后学的各个学派，门人上自师保公卿、下逮士庶樵陶农吏，成为晚明显学。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明代哲学家，泰州学派的创立者，初名银，王守仁替他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东台安丰）人，人称王泰州。起初投入王守仁门下只为求生，后经王守仁点化转而治学，并创立传承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王艮长期在小生产者阶层中讲学，从者云集。泰州学派的信徒有上层官僚地主、知识分子、还有下层劳动人民。他们大都致力于封建道德的普及和宣传工作，规劝人们安分守已，息事宁人，因此泰州学派一度受到朝廷的青睐，成为晚明的显学。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泰州学派影响极大，精英辈出，主要传人有王栋、徐樾、赵贞吉、颜钧、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
何心隐（—），中国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心学”之泰州学派弟子。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吉安永丰人。早年放弃科举，致力于社会改革创建聚和堂，因反对地方官征收杂税被捕入狱。相传曾与道士蓝道行合作弹劾严嵩，因嘉靖信奉道教，让蓝道行（泰州学派同门弟子）假借“奸臣如严嵩”之名，使皇帝疏远严嵩。后在湖北孝感讲学，因反对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再遭通缉。万历七年（）被捕，死于湖广巡抚王之垣的乱棒之下。何心隐思想仍然属于儒家范畴，他认为人为天地之心，心是太极，心即是理。
5、明末清初的北湖儒学坚守
明末战乱，扬州城遭到空前劫难，士子们隐于北湖，顽强进行儒学坚守。北湖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形成了师友相传，注重教育的传统，成绩斐然，并引起了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