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美华文文学”及其两大作家群
北美华文文学是由生活在北美的以华裔为主要构成的作家群和他们用华文（汉语）为书写载体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所构成（literaturewritteninChinesebytheChinesedescentsinnorthAmerica）(1)。由于北美大陆主要由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组成，因此北美华文文学也就主要由美国华文文学和加拿大华文文学构成。
北美华人文学的历史，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可追溯到晚清。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戈鲲化（-）受哈佛大学的邀请，于年赴哈佛任教，讲授中文课程。他于年写给哈佛大学罗马文教师刘恩和耶鲁大学华文教师卫廉士（三畏）的《赠哈佛特书院罗马文掌教刘恩》和《赠耶而书院华文掌教前驻中国使臣卫廉士（三畏）》，很可能是在北美最早出现的华文创作。
——年间，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外的天使岛（AngelIsland）上，曾经有名华人在此接受甄别究竟是可以登陆美国还是最终被遣返回中国。在接受体检和各种询问的等待中，许多华人在天使岛他们居住的木屋壁板上，留下了他们的诗句。这些诗歌创作在年由HOCDOI(HistoryofChineseDetainedonIsland)项目组搜集整理，经HimMark、LaiGennyLim和JudyYung编辑后，于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以《埃崙诗集（PoetryandHistoryofChineseImmigrantsonAngelIsland,-）》之名出版。
虽然北美华文文学的历史已逾百年，但它真正的兴起，是在20世纪的50至70年代，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北美华文文学在5、60年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北美华文文学，代表了迄今为止北美华文文学中的两大高峰。
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北美华文文学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活跃的，是来自中国台湾（包括少量香港）的作家群。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群逐渐在这一文学中占了上风。从某种意义上讲，北美华文作家分为台湾作家群和大陆作家群这两种不同的成分，是因了年国共两党在海峡两岸的分治。回顾北美华文文学的历史，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北美华文文学作家都来自中国，没有台湾作家群和大陆作家群之分。年以后，由于中国大陆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和北美国家关系紧张；而中国台湾却因为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北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二战后“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以及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分属不同的两大阵营，导致了20世纪50至70年代去北美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来自台湾地区，而绝少来自中国大陆――这自然使得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北美华文文学的作家队伍以中国台湾地区的作家为主，而看不到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的身影（张爱玲以难民身份从香港赴美，是个例外）。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许多大陆人奔赴北美，其中不少人或延续在中国大陆时就已开始的写作生涯，或在北美开始走上写作的道路，这才使有着中国大陆背景的作家在北美华文文学中大量出现，而当他们以“群体”的姿态出现时，不但使北美华文作家队伍日益壮大，也使北美华文文学的呈现形态更加纷繁多姿。并且，就活跃程度和“群体”效应而言，大陆作家群的声势在80年代以后也有超过台湾作家群之势，他们不但人数多、作品数量大、出现了许多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且各种文学活动频繁。虽然此时来自台湾的作家仍然在进行创作，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北美华文文学，大陆作家群显然已是这一文学的主流。
因此，从历史上看，年后国共内战所形成的海峡两岸政治态势，造成了北美华文文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因作家来源地的不同而形成了两大作家群：台湾作家群和大陆作家群。并且，由于历史的作用，使得台湾作家群成为20世纪50至70年代北美华文文学的主体，而大陆作家群则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美华文文学的主流。
二、两大作家群的各自特征
就群体构成而言，台湾作家群以留学生为主(2)；就创作题材而言，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北美华文文学以留学生题材著称；就创作主题而论，这一时期的台湾作家集中在表现“融入（北美）的困难”；就写作形态而言，台湾作家更多地是以“个人”为中心展开文学书写（即便是写“历史”也是“以个人展现历史”）；就艺术风格而言，这一时期的北美华文文学呈现出一种追求现代主义的趋向。
於梨华女士
在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50至70年代以吉铮、白先勇、於梨华为代表的留学生题材创作，突出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北美华文文学的总体风貌：其基本主题集中在以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人因“流浪”（离散）而导致的文化冲突；其基本模式呈现为以爱情故事作为穿插，勾连起中国人在北美充满着分裂（人生的分裂、认同的分裂、情感的分裂、家庭的分裂、政治取向的分裂等等）的痛苦经验。这一主题和模式在吉铮那里初见端倪，在白先勇那里得到深化，在聂华苓那里得到拓展，在於梨华那里得到全面的体现。
吉铮在《黑色的郁金香》中，通过“我”对出国前与“你”的一段感情的回忆，对出国的意义进行了“反思”――如果出国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而给人留下的是痛苦的话，那么出国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在随后的一系列创作中，吉铮或写少妇寂寞的人生和对出国的失望（《会哭的树》），或写海外感情的千疮百孔（《乍聚乍别》），或在繁华中衬托出海外生活的无爱（《夕雾》），或写女性在海外为了“经济上的安全感”，放弃真爱最终导致了人生悲剧（《负情》）。至于在国外生存的艰辛和“无根无国无家”的凄凉（《门槛》、《拾乡》），在海外挥之不去的寂寞（《孤云》）以及爱情、理想的一再幻灭（《伪春》、《拾乡》），就更是吉铮小说反复出现的主题。
相对于吉铮小说的感性，白先勇的作品在思想深刻性上显然更胜一筹。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揭示的是中国人到了北美（美国）之后从精神、情感到现实生活均无所归依的困境。小说的核心是“悬荡”与“死亡”——集中体现在主人公吴汉魂的身上（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充满了“悬荡”和“死亡”的象征）。作为一个在美国苦读六年才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吴汉魂在美国的生活其实一直在两个国度（中国和美国）、两个城市（台北和芝加哥）、两种文化（母亲代表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学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两个女人（秦颖芬和罗娜）之间摆荡。他来美国学习西方文学，似乎是在主动、自觉地追求西方文化，可是在他的心里，中国文化却如影随形，难以摆脱也难以忘怀。得到博士学位在某种意义上讲意味着他完成了对美国（西方）文化的追求，但恰恰在此时，“吴汉魂立在梦露街与克拉克的十字路口，茫然不知何去何从，他失去了方向观念，他失去了定心力，好象骤然间被推进一所巨大的舞场，他感觉到芝加哥在他脚底下以一种澎湃的韵律颤抖着，他却蹒跚颠簸，跟不上它的节拍”，“芝加哥对他竟陌生得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地理名词”。他和罗娜的一夜风流似乎很“西化”，最终却导致了他的死亡——在骨子里他还是一个拒绝这种“西化”，在精神、情感和肉体上都不属于芝加哥、美国乃至西方的中国人。只有在死亡中，他的精神“悬荡”才能真正终止。
与吉铮、白先勇相比，於梨华似乎对留学生题材情有独钟。从最初的《归》、《也是秋天》，到她的代表作《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再到后期的《考验》、《傅家的儿女们》，贯穿於梨华留学生题材小说的，是这些留学生们在生活、事业、理想、爱情上一次又一次的受挫和失败。受挫、失败经历不但成了於梨华小说中人物的宿命，而且也构成了於梨华留学生题材小说的基本内容、框架和模式。
不能说於梨华作品中人物在北美的遭际只是於梨华个人感受的文学表现，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代表的是那个时代所有在北美的华人的共同体验：受挫感和分裂感说到底是源于他们在北美社会难以融入，这种“融入的困难”事实上成为了他们生存形态的“时代标志”――他们是北美社会文化中的“他者”和“边际人”，这种“他者”生存和“边际人”状态使他们的内心始终处于剧烈的冲突之中：吴汉魂在芝加哥街头的茫然不知所往（《芝加哥之死》）、燕心在面对小琳达质询时深切感受到的强烈的屈辱感（《小琳达》）、依萍在遭遇到外国人看似客气热情实则排斥拒绝时的无言之痛（《安乐乡的一日》），均是这种内心冲突的基本表现。而在所有这些表现中，以《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中牟天磊的这段心理活动最为直白：
和美国人在一起，你就感觉到你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起劲的谈政治、足球、拳击，你觉得那与你无关。他们谈他们的国家前途、学校前途，你觉得那是他们的事，而你完全是个陌生人。不管你个人的成就怎么样，不管你的英文讲得多流利，你还是外国人。
由力图融入北美社会时一再体验到的“受挫感”和“分裂感”，引发出强烈的“他者感”――这种“他者”感实际宣告了这些北美华人“融入（北美）的困难”，并由此导致他们内心的剧烈冲突。北美华人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他们在现实生存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中的“他者”性，因此，在大量地描写北美华人生活的华文文学中，对试图走入北美社会和文化的华人移民在文化上的“他者”形态（以及这种形态的极端化——种族歧视）的一再书写，就成为这一时期北美华文文学中最为常见也最为基本的主题。
如果说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北美华文文学，其创作主题相对集中在以“融入的困难”为核心（离散、挫折、失败、认同危机、他者感为其展开和延伸）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北美华文文学在艺术上的特征，则以对现代主义（观念和技巧）的追求为基本形态。
在较早出现的作家如吉铮、於梨华那里，写实手法依然为其主要的写作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讲，吉铮、於梨华的小说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具有“通俗小说”特点的“高雅文学”――它们有引人入胜的情节，有清畅流丽的语言，有爱情婚姻的一波三折，有海外生活的奇特和新鲜（相对于身在台湾的中国读者而言），再加上她们在作品中融进海外中国人生存处境的展示和命运走向的思考等比较“沉重”和“有深度”的内容，因此这类小说在文学界能产生重大的影响。不过，即便是在这两位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特征的作家那里，对“个人”的突出强调和对心理（尤其是爱情心理）的深度揭示，也使她们的作品带有了一定的现代主义的色彩。在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摘仙记》、《摘仙怨》、《上摩天楼去》、《火岛之行》、《香港一九六○》、《游园惊梦》、《孽子》等作品中，奇异的思维，独特的情感、心理的流动、哀伤的氛围，无疑使白先勇的小说在“现实”风貌的背后，内隐着浓重的“现代”气质。丛甦的小说世界从总体上看，可以视为以存在主义哲学为“观念”指导，以表现中国人在海外（北美）的现代处境为展开舞台，在“形而下”的日常生活舞台上，上演“形而上”的象征剧和哲理剧。有“心理的外科医生“之称的欧阳子，她的小说可谓20世纪华文心理小说的第二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施蜇存）。在她的作品中，对心理世界的深度挖掘和对逾越人类道德伦理底线的呈现，往往给人们带来强烈的震撼――相对于用陌生化的形式探索赋予自己作品“现代风”的特点，欧阳子的小说主要以题材的惊心动魄令人心惊。《魔女》中的母亲，《近黄昏时》的儿子，《花瓶》、《浪子》中的夫妻、《素珍表姐》中的姐妹、《觉醒》、《秋叶》中的母子，《半个微笑》、《考验》中的青年人，《最后一节课》中的师生……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思想和行为，都与人们习惯了的“日常生活”中受到道德伦理规范的“现实”有一定的距离。他们或者有不伦之恋，或者在心理上进行各种角力和较量――而这一切，都是对于“日常生活”中处于睡眠状态的人类心理和欲望冲动的深刻揭示。对一般作家笔触罕至的“人心的原始森林”进行“勇敢的探索”，“毫不留情，毫不姑息，把人类心理――尤其是爱情心理，抽丝剥茧，一一剖析”(3)，正是欧阳子在这一时期对北美华文文学的独特贡献。她的出现，和叶维廉、杨牧、郑愁予等诗人一道，使这一时期北美华文文学的现代主义特征显得尤为明显。
《游园惊梦》电影海报
20世纪80年代以后崛起的大陆作家群，在群体构成、创作题材、创作主题、写作形态、艺术风格等方面，与台湾作家群有着显著的不同：就群体构成而言，其成分多样，留学生在其中并不占优势(4)；就创作题材而言，大陆作家创作题材多样，留学生文学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5)；就创作主题而论，这一时期的大陆作家表现出了对“融入”（北美）的冷漠和对大陆经验的难以忘怀；就写作形态而言，大陆作家更多地是以表现“历史”为文学书写的核心（写“个人”也是“历史中的个人”）；就艺术风格而言，现实主义（灵活的、开放的、富有变化的现实主义）显然是他们的主要形态。
以中国大陆赴北美人士组成的北美华文作家群，他们的作品虽然也有一些涉及到中国人在北美“融入的艰难”（如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余曦的《安大略湖畔》等），但相对于此前以台湾留学生为主体的作家创作题材较为集中在表现中国人与北美社会的“交集”（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心理震荡、文化冲突、种族碰撞、无根感和荒原感），大陆作家们似乎更愿意把自己的创作重点放在表现自己曾有过的“大陆经验”上。这些作家虽然身在北美，但创作的作品却不以“北美经验”为唯一或主要的内容，相反，他们倒是对自己过去的大陆经验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在他们关于北美生活的文学表现中，“大陆经验”总是顽强地出现在他们的笔下，或作为书写北美世界的背景（以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为代表），或作为与北美生活并列的参照（以张翎的《望月――一个关于上海和多伦多的故事》、《交错的彼岸――一个发生在大洋两岸的故事》为代表），甚至，作为身在北美的华文作家，他们竟撇开自己的北美背景，直接创作纯粹的大陆故事（以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为代表），即便是那些单纯描写北美生活的作品，他们也喜欢把笔墨锁定在“大陆人”中间（以少君的《大陆人》为代表）。对“大陆经验”和“大陆人”不懈而又反复的表现，使得这一时期的大陆作家群事实上在自己的创作中大致表现出一种对北美社会的“不融入”姿态――与50至70年代台湾作家群所突显出的“融入（北美）的艰难”经验相比，80年代以后的大陆作家群以他们的“不融入（北美）”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北美经验。如果说前者表现的是一种“融入不了”的焦虑（其后可能表现出的“不想融入”，也只是在“融入不了”之后的一种自我保护），后者则流露出对“融入”与否的不太在意。对这些来自大陆的北美华文作家来说，北美的新鲜经验并不足以覆盖掉他们丰富的“大陆经验”，而在北美自成圈子的“大陆人”世界也足以成为他们创作题材的丰富源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创作常常体现为一种与大陆相关的“自足性”：无论是写北美的“大陆人圈”，还是写北美与大陆两个平行（或交叉）的世界（大陆世界常常更为重要），更不用说直接写纯粹的“大陆”（“大陆经验”、“大陆人”），他们基本上可以说是“身在北美，书写大陆”。“北美”对这些作家而言，常常不是一个要深度描画的世界，而是一个为写“大陆”而提供的背景、参照和动力。
《一个女人的史诗》电视剧宣传海报
北美华文文学中大陆作家群的特殊背景，导致了他们的创作始终有着强烈的“大陆”气质。这种“大陆”气质在有些作家那里化为持续不断的“大陆故事”（写大陆）或“大陆人故事”（写北美的大陆人），有些作家（如严歌苓、查建英、张翎、苏炜、北岛等）还以此为基础将作品主题升华为一种深远的历史感和对普遍人性的北京白癜风治疗最好医院是哪家白癜风医院哪里好
